四月的京城,风里已褪尽了料峭的寒意,裹着杨絮和隐约的花香。阳光慷慨地洒在“新苑家园”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地上,巨大的塔吊如同钢铁巨人般缓缓转动臂膀,将一捆捆钢筋或一斗斗混凝土精准地送上十几层高的楼顶。机器的轰鸣声、钢筋的碰撞声、工人指挥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充满力量却也略显嘈杂的都市进行曲。空气里弥漫着水泥粉尘特有的干燥气息和汗水的微咸。
李玄策没有惊动太多人,只带了秘书小陈和一位负责城建领域研究的年轻智囊团成员小林,穿着简朴的深色夹克,走进了这片喧嚣的工地。他拒绝了安全帽上崭新的标识,只戴了一顶最普通的黄色安全帽,帽檐下,那双深邃的眼睛平静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工地的项目经理是个皮肤黝黑、嗓门洪亮的中年汉子,姓赵。他显然接到了通知,有些紧张地小跑过来,双手在沾满灰的工作服上搓了搓:“首…李顾问,您来了!这边请,这边安全些。”
“赵经理辛苦了,不用特意招呼我,你们忙你们的,我就随便看看,听听大伙儿的心声。”李玄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稳。他走到一处正在绑扎钢筋的区域,几位工人正蹲在架子上熟练地操作,粗粝的手指在冰冷的钢筋间穿梭,动作麻利。
“师傅,这活儿累不累?”李玄策站定,仰头问道。
一个年纪稍长、脸上刻满风霜痕迹的工人闻声低头,看到李玄策的穿着和气度,愣了一下,随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嗨,干习惯了都一样!就是盼着这楼早点盖好,咱也能早点回家抱孙子。”他抹了把额头的汗,“这活儿好啊,稳当!比在外头打零工强多了,起码知道下个月工资准能发。”
“家里离得远吗?”李玄策又问。
“远!俺们村在鲁西那片儿呢。”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小伙子插话道,“俺媳妇儿带着娃在老家,俺在这挣点钱,就盼着能在这城里,哪怕租个小窝,把他们都接来。娃该上学了,城里学校好!”他眼里闪着光,那是对“家”最朴素的渴望。
李玄策点点头,目光落在他们粗糙的手和沾满泥灰的工装上,心头微动。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防汛站、在工厂的岁月,那份对安稳生活的渴望是相通的。“不容易。这房子,就是给像你们这样想在城里扎根的人盖的,图个安稳,图个希望。”
离开喧闹的主体施工区,李玄策提出要去看看工人们的临时生活区。所谓的“生活区”,其实就是几排简易的彩钢板房。走进其中一间,一股混合着汗味、廉价烟味和饭菜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屋子不大,挤着四张上下铺。一个约莫四十出头的汉子,正就着一个小马扎,趴在床铺上写信。看到有人进来,他有些局促地站起身。
“打扰了师傅,我们路过,进来看看。”李玄策温和地说。
汉子名叫张卫国,是钢筋工。他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地方乱,没处坐……领导您坐这?”他指着自己那张铺着旧凉席的床铺。
“不用客气,站着说说话挺好。”李玄策环顾四周,墙上贴着几张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风景画,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个老旧的收音机和几本卷了边的武侠小说。最显眼的,是床头贴着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憨厚的妻子和一双笑得灿烂的儿女。“家里人都好?”
“好,都好!”提到家人,张卫国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但随即又染上一丝愁绪,“就是……唉,老婆孩子在老家县城租了个小单间,一个月也得七八百。我在这工地上,住是不要钱,可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啊。想他们,特别是孩子,学习咋样了,也顾不上。”他指了指桌上刚开了个头的信,“这不,正想写封信问问。”
秘书小陈适时地递上一瓶水。李玄策接过来,转手递给张卫国:“喝口水。想孩子,就多打电话。”
“电话费贵哩,”张卫国接过水,感激地笑笑,“写信便宜,还能多写点。”
“是啊,”李玄策轻叹一声,“一纸家书,抵万金。杜甫写‘家书抵万金’的时候,是乱世里的牵挂。咱们现在是太平年月,可这‘安居’二字,依然是老百姓心头最重的分量。”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林立的高楼轮廓,“你看这京城,广厦万千,可真正能让像你这样踏实干活、想给家人一个安稳窝的人,安心住下的地方,还不够多。”
张卫国听着,用力点头,眼眶有些发红:“您说得太对了!我们不敢想买大房子,就盼着能有个租金合适、别老搬家、房东别乱涨钱的地儿,让孩子能在城里上个学,老婆能在附近找个活儿干,一家人能常在一起,就知足了!那才是‘家’啊!”
“家……”李玄策重复着这个字,心头沉甸甸的。他拍了拍张卫国的肩膀,力道不重,却带着一种理解和承诺的分量:“会的。国家在想办法,让大家伙儿都能有安身立命之所。你们流汗建起的这些房子,不会只是钢筋水泥,它们会承载很多像你这样的家庭的希望。”他注意到床头一本翻开的《唐诗三百首》,书页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页卷了角。他心中了然,没有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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