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腊月,东北黑土地上积了尺把厚的雪。老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杨家屯的杨老栓走了,正好赶在腊八前一天。
杨老栓是矿上的老工人,下了一辈子的井,最后让矽肺病给带走了。按老规矩,人走了要停灵七天,这第七天晚上,就是“头七”,传说逝者的魂儿会回来看最后一眼。
大儿子杨建国是屯里小学的老师,读过不少书,本不信这些。但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娘临终前又再三叮嘱,他不得不张罗。
“撒灰的事儿,别忘了。”杨建国媳妇王秀兰一边摆放祭品,一边提醒丈夫。
杨建国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他本想说什么“破除迷信”之类的话,但看着屋里老父亲那张遗像,话又咽了回去。
“知道了。”他应了一声,拿来铁锹,从灶膛里掏出一簸箕灰。
天擦黑时,一家子聚齐了。除了杨建国夫妇,还有二弟杨建军一家。杨建军在矿上接了他爹的班,性子倔,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三杨萍嫁到了邻屯,也赶了回来。最小的老四杨建设在省城读大学,是家里唯一的“知识分子”。
灰细细地撒在门口和堂屋地上,薄薄的一层。老四看着,嘴角撇了撇。
“大哥,这都是封建迷信,咱爹都走了,还整这些干啥?”
杨建国还没开口,杨建军先瞪起了眼:“你小子念两天书就不知道姓啥了?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规矩?爹生前咳嗽得睡不着觉时,你们谁管过?”老四冷不丁冒出一句。
屋里一下子静了,只有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这话戳到了每个人的痛处。杨老栓生前最后一年,病得厉害,几个子女却因各种原因照顾不周。老大忙着学校的事,老二在矿上加班,老三顾着自己的小家,老四远在省城。老爷子多是和老伴相依为命,可老伴一年前也走了。
“老四,你少说两句。”大姐杨萍拉了拉弟弟的衣袖。
夜幕彻底落下,屯里的灯火一盏盏熄灭,只有杨老栓家的灯还亮着。
按照习俗,头七夜家属不能睡觉,要守一夜。但也不能直接面对可能的“回魂”,所以午夜前都得躲到里屋去,外面堂屋留给“魂儿”。
晚上十点多,一家子简单吃了点东西,气氛沉闷。老四拿起本书看,老二不停抽烟,大姐则默默流泪。
“爹这辈子不容易。”杨建国打破沉默,“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为了省口粮给咱们,自己吃树皮,落下了胃病。下井三十年,年年先进,就为供咱们四个上学。”
老四抬起头,眼睛有些发红:“我知道爹不容易,可人死如灯灭,整这些有什么意义?”
“你懂个屁!”老二掐灭烟头,“爹走那天,矿上领导来说,爹的右手缺的那三根手指头,是六八年井塌时为了救工友被砸掉的。这样的汉子,魂儿能不回来看看吗?”
十一点半,王秀兰把祭品摆好——一碟饺子,一盅白酒,还有他生前最爱抽的“大生产”牌香烟。
“爹生前坐的那把椅子,我擦干净了。”她说。
杨建国点点头,最后扫了一眼撒了灰的地面,干净平整,没有任何痕迹。
“咱们进里屋吧。”
里屋的灯关了,堂屋的灯还亮着。一家子挤在里屋的炕上,屏息凝听。外面的风呼呼地刮着,偶尔有雪压断树枝的咔嚓声。
老四最初还不以为然,但随着午夜临近,他也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墙上老挂钟“铛铛”敲了十二下。回魂时辰到了。
起初,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风雪声。慢慢地,老四觉得眼皮越来越重,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声响惊醒。
像是脚步声,又不太像。
里屋的人都屏住呼吸,互相握紧了手。杨建国悄悄挪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
这一看,他浑身一颤。
“怎么了,大哥?”老二小声问。
杨建国脸色煞白,说不出话,只是指了指门缝。
老二也凑过去看,随即倒吸一口冷气。
堂屋撒了灰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串脚印。
那不是人的脚印,形状怪异,三步一个停顿,像是某种动物在用后脚跳着走。脚印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杨老栓生前常坐的那把藤椅前。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藤椅旁的桌子上,原本斟满的酒杯现在只剩半杯,烟灰缸里多了几个烟头,像是有人刚抽过烟。
老四不信邪,也凑到门缝前。看到这一切,他的腿也软了。
“是爹,爹回来了。”大姐杨萍哽咽着说。
按老规矩,他们不能出去,只能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堂屋里再没有其他声响。但里屋的人都能感觉到,外面有什么东西存在着。
老四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爹背着他走十里雪路去镇上医院的事。他伏在爹宽厚的背上,听着爹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爹...”老四不自觉地轻唤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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