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说到做到。她没有完全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厂里的工会,向街道反映了庄家的情况,说明了庄母病重、庄赶美无力抚养的现状,建议由政府部门介入,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或将其纳入低保、送往福利机构。
这在八十年代初,算是比较超前的做法。街道干部核实情况后,虽然也对庄家老两口过往的行径有所耳闻,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启动了相关程序。最终,神志不清、病入膏肓的庄母被送到了条件简陋的区级福利院,由国家负责其最后的生计和基本的医疗。
这或许不是最好的归宿,但比起在棚户区贫病交加、无人问津地死去,至少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和一口饭吃。
庄赶美在母亲被送走后就彻底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打工,也有人说他因为偷窃进了监狱,众说纷纭,但再也无人关心他的下落。
庄家的一切,至此,算是彻底尘埃落定。所有的恩怨纠葛,随着庄父的离世、庄母的入院和庄赶美的消失,画上了一个冰冷而彻底的句号。
消息传回筒子楼,邻居们对黄玲的处理方式评价颇高。
“黄玲这事儿办得大气!”
“是啊,没落井下石,还帮着想了个出路,虽然……唉,那也是他们自找的。”
“换了别人,说不定真就死活不管了。”
“所以说,做人啊,还是不能太绝了。”
这些议论传到黄玲耳中,她只是淡淡一笑。她这么做,并非为了博取什么好名声,只是求一个自己内心的彻底安宁和问心无愧。她不想因为对将死之人做得太绝,而给未来的生活留下任何潜在的话柄或心理负担。用最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彻底摆脱麻烦,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庄超英得知这个结果后,沉默了许久,最终也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那一声叹息里,或许有对过往的一丝缅怀,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扫清了最后一丝阴霾,黄玲家的生活真正步入了快车道。
时间悄然步入八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社会氛围越发活跃。黄玲在厂里的地位更加稳固,她提出的一些关于改进生产工艺和丰富产品花色的建议,屡屡被采纳,为厂子带来了切实的效益,她本人也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虽然依旧忙碌,但视野和平台已不可同日而语。
她并没有满足于此。凭借着弹幕的“剧透”和自身敏锐的观察,她意识到未来的机会远不止在国营工厂这一亩三分地。她开始更加留意政策动向和市场变化,利用出差的机会,接触更多外面的信息。
那个位于新区、被她悄悄换下使用权的小院子,周围已经开始有了开发的迹象。黄玲心中暗自筹划着未来的蓝图。
庄超英全身心投入教学和家庭,成了学校里的骨干教师,备受学生尊敬。在家时,他辅导图南功课,陪筱婷看书,包揽了大部分家务,真正成了一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好父亲。他和黄玲之间,虽谈不上什么浓情蜜意,但也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彼此支撑的默契和平静。
图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市的重点高中,离他梦想中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更近了一步。他展露出的绘画天赋和空间想象力,让黄玲和庄超英都倍感欣慰。
筱婷也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逻辑思维能力尤其突出,性格文静却不失主见,俨然是颗未来的理工科好苗子。
家里的经济状况在黄玲的精心打理下日益改善。她并没有大手大脚地消费,而是将大部分积蓄用于子女教育和未来的投资规划上。那个一立方米的空间里,除了必备的票证现金,也多了几张泛黄但未来可能价值不菲的邮票和几张早期国库券,默默等待着升值的时机。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图南收到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
当那张薄薄却重若千钧的纸片被图南激动地捧回家时,小小的筒子楼宿舍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庄超英激动得眼圈发红,用力拍着儿子的肩膀。筱婷也抱着哥哥又跳又笑。
黄玲看着那张通知书,心中百感交集。上辈子,儿子也走上了这条路,但彼时家中被庄家拖累,经济拮据,图南求学之路颇为艰辛。这辈子,一切都不一样了。她的儿子,可以心无旁骛地去追逐他的建筑梦想。
“好!好!我儿子有出息!”庄超英的声音带着哽咽。
“哥,你真棒!以后要给我设计漂亮的房子!”筱婷仰着小脸,满眼崇拜。
图南看着父母和妹妹,脸上洋溢着青春和自信的光芒:“爸,妈,筱婷,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学!”
黄玲走上前,轻轻抚摸着通知书的边缘,眼中是欣慰,是骄傲,更是一种笃定的期待。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图南的未来在上海,在那个即将飞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而她和她的家,也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苏州城,困在这间筒子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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