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 第136章 汉武帝的“两面派”：为什么他需要公孙弘这面“旗帜”？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绝对是汉武帝刘彻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刘彻办了好多大事，网罗了好多人才。

这一年，刘彻所办的大事包括，废黜陈阿娇皇后；窦太主刘嫖和其男宠董偃臣服；开启“南夷道”大工程，为拿下南越等东南与西南诸王做准备……

这一年，刘彻用“举贤良”的方式网罗了两名正合他意的人才，这两名人才分别是：一把刀——张汤；一面旗——公孙弘。

关于“一把刀——张汤”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他用皇后陈阿娇的巫蛊案，一口气清洗了300 人，让长安城中之人闻之色变。本篇我们请出另一位，也就是“一面旗——公孙弘”。

公孙弘之所以能进入武帝的法眼，只是因为公孙弘所提交的书面测试答卷——“策对”，不偏不倚地精准命中了刘彻的“小心脏”。有必要花一点笔墨介绍一下公孙弘的这篇策论。

武帝所给出的题目是《策诸儒制》，这题目也很有趣，翻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谈谈怎么样让儒家学术在治世中落地？

汉武帝刘彻也是学术高手，这个问题出得比天地还要宽广。为了防止笔试者信马由缰，胡说八道，刘彻进一步收窄了范畴，给出了四点骨灰级的进一步围猎性质的发问：

一、历史上的大治之境（当然是指西汉王朝之前的历史）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二、天人之道的本源是什么？趋吉避凶的根本是什么？

三、儒家的“仁义礼智”该如何落地？

四、用历史案例论述上述问题，为废兴之道指明方向？

以上既是武帝刘彻所策划的策问书面卷，同时也是埋在刘彻内心深处的一些疑问。截至当前（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刘彻为此都做了一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关键，事关我们理解公孙弘为何成为刘彻所信任的宠臣之一。

截至当前，武帝刘彻已经启用了酷吏张汤，并责成张汤朝着更为严酷的方向修订了汉律，增设了一项“监知法”。

所谓的“见知法”是针对汉帝国全员的，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吏，知晓他人违法犯罪，但是不举报，就是犯罪。这也就是说，汉武帝这是打造了一个涵盖帝国各级官吏和子民相互监督的体系，其严酷程度与秦律相比也就是半斤八两。至此，汉律与秦律最大的差别在于秦律有连坐机制，汉律没有。

大汉帝国当初正是踩着秦的身躯成长起来的，所以汉帝国的帝王、诸侯、宗室、各级官吏都深谙一点：秦的那一套不可行。

秦的那一套不可行，也没有民意，但是汉武帝作为一代有为君王，又极其想要秦那种“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效果。刘彻在找那条路，公孙弘的策队恰如其分地迎合了他，给他指明了那条路。

公孙弘的策论很长，但是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将其总结为：“外儒内法”。

当然公孙弘并没有明确提出“外儒内法”这四个字，而是以“外儒内法”为为靶向，精准地提出了“治世八要”。

一要理顺朝廷各级官吏的关系，按能力匹配职务，各司其职。

二要杜绝空话、套话、废话，实打实办事，让朝廷的政治意图落地。

三要节俭，不要造那些华而不实的器物，减少百姓的赋税负担，避免财力虚耗。

四要将生产放在首位，不要因为徭役而耽搁生产，不要在农忙时安排徭役，不要跟生产抢民力，不要跟老百姓抢财富，要藏富于民。

五要提拔有德之人，罢黜无德之辈，为朝廷赋能，立威。

六要以业绩为导向，用提拔和贬官来引导臣子们守规矩、知进退。

七要实施精准的刑罚，该罚多少、该处什么刑都要谨慎，要恰当，让作奸犯科之事自然绝迹。

八要精准奖赏贤能，引导臣子们为朝廷勤勉工作。

公孙弘还给出了一个大前提，实施以上这些，需要皇帝自身以身作则，躬身立信，取信于民，以礼仪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

公孙弘系列论述中，关于儒家的核心观点在于——为政以德，藏富于民；关于法家的核心观点在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

至此，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都以此为法宝，将儒家和法家糅在了一起，儒家和法家从此并驾齐驱，形成了“外儒内法”政治风景线。

从策论答卷来看，公孙弘身上有浑然天成的优势：政治敏锐度极高，对汉武帝的小心思拿捏得极准。

而这才是武帝刘彻所想要的。

但是阅卷官——太常却不这么认为，在太常眼中，公孙弘所提交的这一份策问答卷简直就是一坨垃圾，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回应正题，没有华丽的文辞，通篇都是平平淡淡的泛泛而谈。

于是，公孙弘的考试成绩很自然地垫底。好在命运给予了公孙弘第二次机会，武帝刘彻一份一份地审阅着“贤良”们的答卷，他在焦急地寻找自己所想要的那个理论，那份策对，以及策对背后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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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当公孙弘的答卷映入眼帘之后，武帝刘彻眼前一亮，这不正是自己所苦苦思索的答案吗？这不正是朕正在操盘所作所为的一切吗？这不正是朕所苦苦寻觅的那个人吗？太常竟然将如此优秀的策队判定为“C”，这简直就是睁眼瞎！刘彻大手一挥，直接将公孙弘的答卷成绩订正为“A ”，将其排为第一名。

对于公孙弘而言，命运的曙光就此刺穿了黑夜，万丈光芒从天而降，精准地照耀在公孙弘的身上。

武帝刘彻当机立断，任命公孙弘为博士，命其在金马门侍应召对。

刘彻非常清醒，并没有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份策问答卷而对当事人高官厚禄，而是将其安排在了“咨询岗”——博士位置上的人。刘彻明白一点，公孙弘虽然不是迂腐的儒生，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也过于清明，偏理想化，他不是一把合适的刀，而是一面称职的旗帜。

为了进一步确认到底将公孙弘安排在什么岗位，才能让其功效最大化，刘彻派给了公孙弘一项特殊任务：代表朝廷前往“南夷道”工程现场视察。

唐蒙在巴蜀之地所开启的那一项大工程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而且工程进度不顺。武帝让公孙弘前去视察，一则看看公孙弘能否运用“儒术”解决问题，二则让他实地看看大工程，进而亮明他的态度。

这里的态度是指，唐蒙所提出的借道巴蜀和夜郎，摆平南越的建议是否可行？

公孙弘返回长安之后奏报汉武帝，开辟“南夷道”于帝国百害而无一利，极力批评这一大工程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消耗，努力劝说刘彻叫停该项大工程。

刘彻拿到了他想要的测评结果：用儒术治世，任重道远；公孙弘只能是一面旗帜，仅此而已。对于汉帝国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充分地利用这一面旗帜，对帝国实施新一轮的教化，让汉帝国的朝政能畅通无阻地实施。

汉武帝并没有听从公孙弘关于“南夷道”大工程方面的任何建议，并继续加大了对唐蒙的支持力度。

公孙弘虽然施政能力比较差，但是架不住他政治情商极高。

公孙弘每当在朝廷讨论问题时，总是列举陈述事情的端倪，让武帝自己抉择，从来都不曾在朝廷之上与武帝当面争辩。

不仅如此，公孙弘还很会来事，极度擅长用儒术来文饰朝廷的文书法令，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武帝将其擢升为左内史。这是九卿之一的高级职位，分管京畿地区的治理工作，公孙弘这一面旗帜就此飘扬于帝国京师长安。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是西汉政治生态转型的关键节点。

此时武帝即位已十年，虽已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但如何将儒家学说转化为切实的治世工具，仍是悬而未决的难题。公孙弘的策论之所以能打动汉武帝，并非因其文采或理论深度，而在于他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儒表法里”政治方案——既符合儒家“仁政”“教化”的外衣，又暗合法家“督责”“赏罚”的实质。

公孙弘所提出的这种将儒家道德话语与法家统治术绑定的策略，唯美地回应了汉武帝的隐忧：既要避免重蹈秦朝“严刑峻法”的覆辙，又要实现高度集权与高效动员。

当公孙弘出现之后，汉武帝立即就尝到了甜头，朝堂中既有汲黯这样一条道走到天黑的忠臣，也有张汤这样得利刃，还有公孙弘这样的旗帜。

张汤负责酷吏体系与律法严酷化（如增设“见知法”），以强制手段扫清障碍；公孙弘负责儒学话语的建构与政治正当性宣传，为集权政策披上道德外衣；汲黯负责赴汤蹈火的忠诚。

当历史行进至此时，汉武帝会发现，他仅仅缺一把剑——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利剑，南征西南诸王（南越、闽越），北伐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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