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史大甩卖 第22章 元世祖改制立制

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一个清晨，大都（今北京）中书省衙门外，一群穿着圆领官袍的汉人官员正围着一份公文吵架。吵得最凶的是礼部尚书徐世隆和户部侍郎王恽，两人脸红脖子粗，差点动起手来。

"行省只管军政，祭祀大典怎能由行省决定？"徐世隆拍着桌子喊，手里的笏板（hù bǎn，古代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用于记事）都差点飞出去。

王恽冷笑一声："江南距大都千里，等奏请大汗批准，黄花菜都凉了！依我看，行省就该有便宜行事之权！"

这时，一个身穿质孙服（蒙古贵族穿的一种紧身长袍，有规定的颜色和款式）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正是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色目人，忽必烈的财政大臣）。他扫了一眼争吵的官员，用带着波斯口音的汉语说："吵什么？大汗早就说了，'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行中书省以统郡县'，该谁管的事，公文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场争吵，其实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一个缩影。这位从草原走来的大汗，正用一种近乎"拧巴"的方式，把蒙古帝国改造成一个适合统治农耕文明的王朝。

忽必烈刚继位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蒙古贵族只会抢地盘，不会管地盘，中原地区的税收被包税人（多为色目人）搞得一团糟，老百姓要么逃去山里当土匪，要么就等着饿死。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为上都）称帝，第一件事就是找汉人谋士刘秉忠、张文谦等人开会。"你们说，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造反？"他啃着羊腿问。

刘秉忠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说："陛下，蒙古的'札撒'（蒙古语，意为法律、法令）管草原可以，管中原不行。得学秦始皇设郡县，学唐太宗建三省六部，不然天下迟早要乱。"

忽必烈听得直点头。他虽然是蒙古人，但从小就喜欢听汉人讲历史，知道汉高祖刘邦要是光靠打打杀杀，根本坐不稳江山。于是，他下了道命令："从今天起，设中书省，管行政；设枢密院，管军队；设御史台，管监察。就按汉人的规矩来！"

可蒙古贵族不干了。有个叫别里哥的王爷跳出来骂："咱们蒙古人骑马打天下，凭什么学汉人的酸文假醋？那些文官拿着笔杆子，能比马刀管用？"

忽必烈眼睛一瞪："你懂个屁！当年成吉思汗打金国，要是不重用耶律楚材（契丹人，汉化程度极高，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的重臣），能有那么多粮草？"别里哥被怼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样，元朝的中央机构搭起了架子：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长官叫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兼任），下设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管全国的行政；枢密院管军队，最高长官叫枢密使（也多由皇太子兼任）；御史台负责监督官员，长官叫御史大夫（从一品），号称"天子耳目"。

这套班子看起来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很像，但有个蒙古特色：长官大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最多当个副职。比如中书省的平章政事，经常是蒙古人、色目人各占一半，汉人能混个参知政事（从二品）就谢天谢地了。

元朝的疆域实在太大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地中海，南抵南海，北达西伯利亚。这么大的地方，光靠中书省肯定管不过来。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在攻打襄阳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让中书省派几个人，到地方上临时办公，管管粮草、军队，打完仗就回来。"这就是"行中书省"的由来，说白了就是"中书省的临时办事处"。

可没想到，这临时机构用着用着就成了常设机构。因为地方上的事太复杂了，税收、诉讼、救灾，哪一样都得有人管。于是，忽必烈干脆把全国分成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每个行省设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左、右丞各一员（正二品），相当于"地方版的中书省"。

行省的权力大得吓人，既有行政权，又有军权，还有司法权。有个叫张雄飞的汉人官员上奏："行省权力太大，万一造反怎么办？"忽必烈却不担心，因为他留了一手：行省的官员互不统属，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互相牵制；军队的调兵权还在中央的枢密院手里；最重要的是，行省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想造反都没钱买粮草。

这种制度，后来被明朝、清朝继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虽然名称和职能有变化，但本质上是行省制的延续）。有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元朝的行省，就像给大帝国安上了轮子，既能跑起来，又不会散架。"

元朝最让人佩服的，除了行省制，就是驿站制度——蒙古人叫"站赤"（蒙古语，意为驿站）。

忽必烈刚上台，就下了道圣旨："自大都起，每隔五十里设一个站赤，给驿站配好马、好车、好酒菜，谁要是敢耽误公文传递，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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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中国野史大甩卖请大家收藏：()中国野史大甩卖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这些站赤有多厉害？咱们举个例子：从大都到云南，全程五千多里，驿站的快马（叫"急递铺马"）只要十天就能跑到，平均每天跑五百多里。要是送紧急军情，白天插红旗，晚上挂灯笼，驿站的人看到了就赶紧换马，连吃饭都在马背上啃干粮。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我从大都到杭州，走了二十天，每天都能在驿站吃到热饭，住上干净的房间。有一次我的马病了，驿站的人马上给我换了一匹，比我自己的马还壮。"

站赤不光是传递公文，还管接待官员、运送粮草。每个驿站都有"提领"（负责人），下面有马夫、厨子、兽医，大的驿站还有仓库、铁匠铺，简直就是个小社会。据统计，元朝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个站赤，光马就养了三万多匹，牛、驴、骆驼加起来也有两万多头。

但这制度也有坏处。有些蒙古贵族把驿站当自家后院，随便用驿站的马送私人东西，甚至让驿站的人给自己抬轿子。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王爷，一次就从驿站调了五十匹马，给他的小妾送荔枝（学唐玄宗讨好杨贵妃）。驿站的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往下搜刮老百姓，最后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忽必烈推行汉法，但他毕竟是蒙古大汗，不能完全得罪蒙古贵族。于是，他玩起了"平衡术"：表面上学汉人，暗地里保留蒙古特色。

比如科举制度，汉人盼了几十年，忽必烈直到晚年（1291年）才下诏准备开科取士，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真正开科是元仁宗时期）。他宁愿重用色目人（如阿合马、桑哥）管财政，也不让汉人掌握实权——因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只会算账，不会造反，不像汉人动不动就讲"忠君爱国"那套。

再比如户籍制度，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汉人（北方汉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遗民）。四等人的权利天差地别：蒙古人杀了汉人，最多赔头驴；汉人杀了蒙古人，全家都得偿命。这种"民族隔离"政策，虽然暂时稳住了蒙古贵族，却为后来的红巾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最有意思的是"纸币"。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规定用这纸币可以交税、买东西，和银子等值。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想法，因为欧洲人还在用金币银币。可到了晚年，朝廷花钱太狠，不停地印纸币，结果纸币越来越不值钱，老百姓宁愿用粮食换东西，也不用交钞。因为早上能买一头牛的纸币，晚上只能买一只鸡。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一辈子都在和两种力量较劲：一种是蒙古贵族的守旧势力，一种是汉儒的"全盘汉化"主张。他想在中间走出一条路，结果却像个走钢丝的人，累得够呛。

他的改革，成功了一半，也失败了一半。成功的是，他建立的行省制、驿站制、中央官制，让元朝这个多民族帝国能正常运转；失败的是，他没能解决民族矛盾、财政危机，尤其是晚年重用奸臣桑哥（色目人，因贪污被处死），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老百姓怨声载道。

有个叫程钜夫的汉人官员，在忽必烈去世后写了篇文章，说："陛下一生，学汉法而不泥汉法，用旧俗而不固旧俗，虽有小过，终为一代贤君。"这话也算中肯。

忽必烈的改革，就像给蒙古帝国换了个"发动机"——把草原游牧的"马力"，换成了农耕文明的"内燃机"。虽然这台发动机时不时出故障，但毕竟让元朝跑了近百年。要是没有这些制度，恐怕蒙古人早就被汉人赶回漠北放羊了。

很多年后，朱元璋推翻元朝，看着忽必烈留下的那些制度，嘴上骂着"胡虏"，手里却照单全收——行省改成了"承宣布政使司"，换了个名字而已；驿站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甚至连纸币，明朝也接着用（虽然也没用好）。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你可以骂你的前任，但该学的本事，一点都不能少。忽必烈要是泉下有知，估计会笑着说："你看，朕的制度，还是管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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