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针对一切外来宗教的清洗中,官府的逻辑是清晰而高效的,也是极其粗暴的。他们并不在意祆教、景教、摩尼教之间巨大的教义差异,也不关心它们与佛教的根本不同。在他们的认知框架内,这些都有着令人不安的“异质性”:外国来的、有奇特仪式、有独立组织、不融入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在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目标佛教的同时,顺手将这些边缘的、难以理解的“杂音”一并清除,在统治者看来,是整顿秩序、净化风俗的必要之举,是“永绝根本”的必然要求。
这种“一刀切”的连带清除政策,彻底摧毁了唐代以来因开放包容而形成的多元宗教文化格局。长安、洛阳等城市失去了其国际化的宗教色彩,变得更加“纯粹”,也更加单调。许多波斯、粟特商人在失去精神寄托后,也对大唐感到失望和疏离,逐渐减少了往来或转向其他地区。
对于还俗后在中市胡商店铺里艰难谋生的玄净而言,他或许隐约听到了关于波斯寺、拜火祠被毁的消息,但这离他自身的苦难太遥远了。他无暇他顾。然而,他所在的胡商店铺的老板,一位虔诚的祆教徒,自从拜火祠被毁后,便终日郁郁寡欢,生意也懈怠了许多。玄净能感受到那种弥漫在胡人社区中的低落与悲凉。
帝国的风暴,在清除主要目标时,轻易地碾碎了这些依附于其上的、脆弱的异域之花。文化的多样性遭受了重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浩瀚的大唐,在走向内向和保守的路上,又迈出了沉重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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