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里的管理学 第517章 术智之一《委蛇》08 周忱＆唐顺之

周忱&唐顺之：明朝“务实破局者”！以权宜之策谋大事，不拘小节平危机

周忱：以“权宜之计”纾江南之困，巧借王振之力济苍生

周忱（谥号文襄）担任江南巡抚时，大宦官王振正把持朝政。周忱担心王振会阻挠自己推行利民政策，便想办法拉拢他。

当时王振刚在修建府第，周忱提前派人偷偷测量了他书房、阁楼的尺寸，让人在松江织造了一块剪绒地毯送过去，尺寸分毫不差。（旁边批注：有些传奇故事把这事安到赵文华头上，让赵文华成了千古笑柄。）王振收到后特别开心，之后周忱上奏的所有利于民生的政策，王振都在朝中全力支持。江南百姓至今还受益于那些政策。

冯梦龙点评：

同献绒毯，不同结局：王振与秦桧的差异

秦桧当年修建格天阁，有个官员在江南任职，想靠奇招讨好秦桧。他重金贿赂工匠，拿到格天阁的尺寸，织了块绒毯献上去，铺上去刚好合适。没想到秦桧却认为这人在暗中窥探自己的私事，勃然大怒，趁机找借口把他贬斥了。

同样是献绒毯，为何两人的喜怒截然相反？有人说这是因为王振是忠臣、秦桧是奸臣，上天让他们各自得到相应的报应，这恐怕不是真相。说到底，王振残暴又骄傲，心思简单浅薄；秦桧阴险又狡诈，城府极深。王振喜欢招揽名士来博取名声，秦桧则严密防范他人，生怕招来祸患。这才是两人态度不同的原因吧？

被诟病的“媚上”：实则为民生的深谋远虑

世上指责周忱的人，大多是因为他讨好王振、捐出一千石粮食让朝廷表彰自己家门，以及为儿子捐马换官这两件事，觉得这些都不是高明的做法。但我认为这两件事背后藏着深意。

当时全国各地灾荒不断，户部愁于财政匮乏，而周忱又上奏请求免除江南好几千万的苛捐杂税。他能想到的应急办法，只有鼓励百姓捐粮捐物、允许捐钱捐物换官这两条。所以他先以身作则，用“朝廷表彰家门是荣耀”“捐物换官不丢人”的信号，引导百姓积极响应。这和汉代卜式捐财支援边疆的用意一样，不能轻易非议。

唐顺之：忍辱负重荐贤才，联手胡宗宪平定倭患

倭寇侵扰苏州时，残忍地把婴儿挑在兵器上取乐。唐顺之（字应德）当时正在家闲居，看到这惨状，痛心疾首，恨不得和倭寇拼命。

当时在海上督战的是赵文华，他是权臣严嵩（号分宜）的亲信。唐顺之主动去拜见赵文华，向他陈述抗倭的战略战术，并且强调“要平定倭寇，必须重用胡宗宪（号梅林）”。赵文华随即向朝廷推荐唐顺之，让他担任职方郎中，到浙江、南直隶一带督战，唐顺之也趁机举荐了胡宗宪。

胡宗宪也深知其中关节，重金贿赂严嵩来讨好他，因此在抗倭过程中没有受到牵制，得以充分施展才能，最终平定了倭患。

焦竑评唐顺之：不拘小节者，方担天下之责

焦竑（字弱侯）说：“唐顺之晚年被严嵩举荐，至今仍被人当作话柄指责。但看《周易·否卦》，认为‘包容接纳小人，对君子是吉利的’，甚至可以容忍小人的存在。如果只顾保全自己的清白，却让国家大计付诸东流，这是心怀天下的人绝不愿做的事。”

“汉代有人说，中期选拔官员，一味追求清正谨慎，可这不过是妇女般的拘谨、乡下普通人的做派罢了。唉！世上有太多隐情，那些只顾爱惜自己名声的人，恐怕难以理解这番道理。”

“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专权跋扈，刘健、谢迁都被排挤罢免，只有李东阳留下来。他越发沉稳谦逊，在朝中不断调和矛盾，士大夫们常常靠他才得以避免灾祸。人们都指责李东阳不辞职是错的，却没想过孝宗皇帝病危时，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都在病床前接受遗命，孝宗亲自把年幼的皇帝托付给他们。如果李东阳也跟着两人辞职，国家大事就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难道不是辜负先帝的嘱托吗？所以李东阳不能走，有万不得已的苦衷。他晚年有人说起这件事，他总会痛哭不止。”

“唉！大臣们的苦心，常常不被那些固执死板的儒生理解，何止是唐顺之一个人啊！”

【管理智慧】

一、核心逻辑：成大事者，以“务实变通”破局，以“目标为先”弃虚名

周忱与唐顺之的行事逻辑，本质是“不拘泥于小节，以结果为导向”的大智慧，可拆解为三层：

1.借力破局：以“权宜之策”化解外部阻力

两人都面临“权臣当道、独木难支”的困境——周忱需借王振之力推行利民政策，唐顺之需借赵文华、严嵩的支持启用胡宗宪。他们不纠结于“讨好权臣是否失节”，而是主动适配规则，用“献毯”“行贿”“被举荐”等看似“不光彩”的手段，消除外部牵制，为目标推进铺路。

2.深谋远虑：“自污名声”是为引导民生、承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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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智囊里的管理学请大家收藏：()智囊里的管理学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周忱“捐粮旌门”“为子纳官”，并非真的贪图虚名，而是以自身为表率，引导百姓响应救灾；唐顺之“受严嵩举荐”，并非依附奸臣，而是为获得抗倭实权。他们都明白，个人名声远不及“纾解民困”“平定倭患”的大局重要，宁愿背负骂名，也要扛起责任。

3.区别“隐忍”与“同流合污”：看初心与目标

周忱、唐顺之、李东阳的“妥协”，核心是“以包容小人换大局稳定”，初心是为国为民；而纯粹的谄媚者（如赵文华），是为个人私利投靠权臣。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忍辱负重”，后者是“投机钻营”。

二、核心启示：遇“复杂困局”，别拘虚名，用“务实变通”谋大事

周忱与唐顺之的智慧，对职场攻坚、复杂项目推进、大局决策等场景极具借鉴意义：

- 职场遇“强势上级/复杂规则”：适配规则，借力成事

若推进重要工作需依赖“风格强势的上级”或“有缺陷的规则”，别因“不愿妥协”放弃目标。可像周忱那样，用“适配对方需求”的方式（如按上级思路调整方案、主动对接关键资源）获取支持；若项目需跨部门协作，面对“难缠的合作方”，别纠结“谁对谁错”，可先满足对方合理诉求，消除阻力后再推进项目，避免因“争对错”误大事。

- 承担重任“不拘小节”：放下“完美执念”，以结果为导向

若想达成重大目标（如拯救公司危机、推动行业变革），别被“个人名声”“流程完美”束缚。可像唐顺之那样，哪怕“借助不认可的人”“采用不完美的方式”，只要能实现核心目标（如拯救百姓、解决核心问题），就可坦然为之。比如公司面临破产，需引入有争议但有实力的投资者，别因“投资者口碑差”拒绝，要以“保住公司、保住员工生计”为优先。

- 区分“务实变通”与“无底线妥协”：守初心，明边界

变通不是“同流合污”，需守住“目标正当”的底线——周忱的目标是“纾解江南民困”，唐顺之的是“平定倭患”，李东阳的是“保全国事”，他们的妥协都围绕“为国为民”的初心；若为个人私利（如升职、敛财）讨好权贵、突破底线，则是真正的“媚上”。职场中，可“适配规则”但不可“突破道德法律”，可“借力小人”但不可“助纣为虐”。

简单说就是：“成大事者，从不被‘虚名’‘小节’困住。面对复杂困局，要学会适配规则、借力破局，宁愿背负暂时的骂名，也要守住‘解决核心问题’的初心。纠结于表面的清白完美，而让大局崩坏，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原文】周忱 唐顺之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边批：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千古笑端。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詗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訾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荐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躏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应德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辞。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悫谨慎，此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已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谢迁皆逐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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