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是带着刀子的,卷着雪籽“啪嗒啪嗒”撞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棂上,把“农业学大寨”的字迹刮得簌簌掉渣。杨秀珍往灶膛里添了把松针,青灰色的烟从灶口冒出来,呛得她咳了两声,眼角却因此润了——火光舔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把墙上“光荣之家”的贴画映得发亮。那是她当村书记第三年领的,红绸子镶的边早褪成了浅粉,边角被灶烟熏得发褐,像极了窗台上那盆冻得发蔫的月季。
那月季是去年腊月寄来的。快递员踩着雪进了村,在她那间矮土房门口喊“杨秀珍取包裹”时,她正蹲在灶前翻红薯干。接过包裹时手还在抖,包裹上的寄件人写着“云飞”,旁边用小字注了“秀兰之子”。拆开箱子,除了这盆用旧搪瓷缸栽着的月季,还有张照片:秀兰抱着个半大的小伙子,两人都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南方常见的青石板路,路边开着她叫不上名的花。
“大姨,我妈总念着您。”电话是第二天打来的,云飞的声音怯生生的,带着南方口音的软,像含了块糖,“我妈说您爱吃红薯干,我给您寄了两斤,您收到没?”
杨秀珍捏着听筒的手发颤,灶上的铝水壶“呜呜”叫起来,白汽蒙了她的眼。她有多少年没听过“秀兰”这两个字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当年秀兰跟着男人去南方时,云飞才刚会爬,裹在花襁褓里,秀兰抱着孩子来辞行,蹲在她家炕边哭:“姐,我舍不得你。”她那会儿正给建军缝棉袄,针扎在指头上也没觉疼,抓了把攒了半年的私房钱塞秀兰兜里:“去了那边好好过,别惦记家。”
“有空……就来看看。”她对着听筒说,话没说完,喉咙就被什么堵了。挂了电话,她蹲在灶前扒拉着灰烬,指腹蹭过灶沿上的一道刻痕——那是建军十岁时量身高刻的,刀痕很深,旁边歪歪扭扭刻着“要当解放军”。最后一道刻痕停在“一米七五”,是建军十九岁那年刻的,那天他刚从镇上中学毕业,背着铺盖回来,站在灶前挺得笔直:“妈,我不去读高中了,去砖厂挣钱,给您盖瓦房。”
那年建军也是这么个腊月没的。
煤炭炉子就放在炕边,是他连夜生起来的。建军在镇上的砖厂打工,腊月二十九才赶回来,棉裤膝盖处磨出了洞,冻得耳朵通红,搓着手笑:“妈,今年咱不烧柴了,我买了新炉子,带烟囱的,暖和。”她看着儿子蹲在地上给炉子换烟囱,烟筒接口处用黄泥糊得严严实实;看着他把炕铺得厚厚的,垫了两层新晒的稻草;看着他端着碗饺子坐在炕沿上,筷子夹着个饺子往她嘴边递:“妈,你尝尝,我放了醋,就像你以前做的那样。”
那天夜里雪下得大,她睡前去看了趟建军,他睡得沉,眉头却皱着,像是冷。她把他露在外面的手塞进被窝,又往炉子里添了块煤,听着煤块“噼啪”响,才回自己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她端着热好的饺子进屋,掀开门帘时,心里“咯噔”一下——屋里太静了。建军蜷在炕上,侧脸对着门口,脸白得像窗上的霜,嘴唇却泛着紫。旁边的炉子灭了,烟囱口结着冰碴,炉灰里的煤块还没烧透。
她把碗放在炕沿上,伸手碰了碰儿子的脸,冰得像块石头。她没哭,就坐在炕边看着他,看了好久。直到村主任老张来叫她去领救济粮,掀开门看见这光景,“哎哟”一声蹲在地上,她才忽然“哇”地哭出来。
村里人把建军抬出去的时候,她抓着棺材沿不肯放,指甲抠进木头里,渗出血来。老张掰开她的手,往她手里塞了块毛巾:“珍书记,挺住。你男人走得早,建军是你唯一的指望,可日子还得过。”
她男人走的时候,建军才八岁。那天她正在地里收玉米,玉米秆戳得脸生疼,有人从村口跑过来,边跑边喊“杨秀珍!你家老周在工地摔了!”她扔了镰刀就往镇上跑,布鞋陷在泥里,跑掉了一只也没顾上捡。医院的白床单盖着人,她伸手摸,后背还没冷透,可鼻子里没气了。夜里守着灵,建军攥着她的衣角小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摸着儿子的头,嗓子干得发疼:“不怕,有妈呢。”
后来村里选书记,老书记拄着拐杖来她家,坐在炕沿上抽了袋烟,拍着她的肩膀说:“珍啊,你是党员,我知道你家里难,可村里也难——东头的水渠堵了,西头的小学漏雨,没人挑头不行。”她看着窗外,建军正蹲在墙根下给小鸡喂食,听见动静仰起脸,眼里亮亮的。她咬了咬牙应了:“行,我干。”
那十年,她是真把村子当成家来守。开春带着人修水渠,天不亮就揣两个窝头下地,鞋底磨穿了就垫层干草,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晚上用热水泡了泡,第二天接着干。有回水渠塌方,她第一个跳下去用身子挡,泥水灌进领口,冻得骨头疼,可看着后面的人跟着跳下来,她竟笑了。秋天帮着孤寡老人收庄稼,自己家的玉米烂在地里也没顾上,建军放学来地里找她,捧着个烤玉米递过来:“妈,我给你留的。”她咬了口玉米,甜得眼眶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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