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省文化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选派得力干部,参加为期两年的“乡村振兴文化帮扶”工作队,深入偏远山区。通知强调,这是重要的政治任务,选派人员要“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勇于奉献”。
馆务会上,讨论选派名单时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知道,那意味着要离开省城舒适的环境去往条件艰苦的基层,一去就是一年,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来说,无异于一次发配。
赵德明端着茶杯,目光在与会人员脸上缓缓扫过,最后,定格在方二军身上。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惯有的、温和而又带着不容置疑意味的笑容。
“二军同志这次在全国美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我们馆,我们省都争了光啊!”他先是肯定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这说明二军同志不仅业务能力突出,思想境界也是过硬的。这次厅里的帮扶任务,意义重大,关系到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认为,这正是二军同志这样优秀的年轻干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锤炼党性、汲取创作灵感的绝佳机会!我相信,以二军同志的才华和觉悟,一定能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家觉得呢?”
他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将一次可能的发配包装成了对方二军的重用和培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有人低头喝茶,有人摆弄着手中的笔。谁都听出了这话里的弦外之音,但没人愿意,也没人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反驳馆长,为一个刚刚获奖、风头正劲却显然不懂事的方二军说话。
方二军懵了。他像被一道无声的霹雳击中,大脑一片空白。深入生活?汲取灵感?他当然知道基层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偏偏是在他事业刚刚迎来突破,正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而且,他听说那个帮扶点,是在远离省城三百多公里外的千峦县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条件极为艰苦。这哪里是机会,这分明是……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看着赵德明那张看似诚恳、实则不容置疑的脸,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了全身。他明白这是嫉妒,是捧杀,是借刀杀人!他的成功非但没有成为护身符,反而成了催命符!
“馆长,我……”他艰难地开口,声音干涩。
“二军同志有什么困难吗?”赵德明打断他,笑容依旧,眼神却锐利了几分,“这可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考验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嘛,艰苦的环境最能锻炼人。”
方二军所有想说的话,都被这顶组织的信任和怕吃苦的大帽子给压了回去。他还能说什么?抗争吗?那只会被扣上不识抬举、党性不强的帽子。他像一只被无形之手扼住了喉咙的鸟儿,只能发出无声的哀鸣。
最终名单定了下来。方二军,作为省群艺馆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被派往千峦县。消息传回家,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方菊芳一听就急了:
“三百多公里?还是大山里头?那得多苦啊!二军从小身子骨就不算壮实,哪受得了那个罪?这刚得了奖,不是该好好在馆里发展吗?怎么还给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她围着围裙,手里的抹布无意识地反复擦着已经光可鉴人的灶台,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里满是心疼和焦虑。
父亲方振富坐在旧沙发上闷着头。他平时话不多,是家里的主心骨。良久,他才重重地叹了口气,烟灰簌簌地落在膝盖上。
“怕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和无奈,“二军这孩子实诚,光知道埋头画画,不懂那些人情世故。他得了这么大的奖,馆里就没人眼红?那个赵馆长,我瞧着就不是个心胸开阔的人。”
“那……那怎么办?”方菊芳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就不能不去吗?找找关系?你和文化厅长说说,托托人?!”
方振富摇了摇头,眼神晦暗:“我在卫生系统可以,我和文化厅长也就是开开会打照面的那种认识,工作方面没有打过什么实际交道,我能说上什么话?乡村振兴文化帮扶是组织正式派的任务名正言顺,怎么推?推了二军以后在单位还怎么待?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
方菊芳一时哑口无言。担忧、气愤、无助,种种复杂的情绪像沉重的铅块,压在他们夫妻两个的心头。他们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可这骄傲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远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儿子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走进那茫茫群山,身影孤独而渺小。
方二军回到家里,看着父母担忧的神情,心里更是像被针扎一样难受。他强挤出一丝笑容,试图安慰他们:“爸,妈,没事的。就当是去采风了,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边风景好,没准儿我还能画出更好的作品呢。”
可他越是表现得轻松,方菊芳的眼泪就掉得越凶。方振富只是默默地看着儿子,那眼神里有心疼,有理解,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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