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蒙尘，小中医道心未泯 白术的使用和炮制，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历史演变情况

白术作为中医临床常用药，其使用与炮制的历史演变始终与中医理论发展、临床需求及炮制技术进步紧密关联。从早期的简单应用到后世的精细化炮制，其演变过程体现了“药随症变、制以适症”的中医用药思想。以下按历史时期梳理其核心演变脉络：

一、先秦至汉代：初识药性，生用为主

白术的药用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书中载其“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明确其燥湿、止汗、消食的基本功效，但未提及炮制方法。

这一时期的临床应用以生用根茎为主，炮制仅为简单的净制（如去除杂质、刮去外皮）。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白术”入药的方剂（如理中丸、真武汤）均未注明炮制，推测为原生药材直接使用，功效偏重于燥湿利水、温阳散寒，适配当时外感病、杂病中“寒湿为患”的核心病机。

二、魏晋至唐代：炮制萌芽，方法初现

随着临床实践增多，医家开始探索通过加工改变白术药性。魏晋时期《名医别录》首次提及白术“利腰脐间血”，拓展其功效范围；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凡使，刮去皮，捣筛用之”，仍以净制为主，但已意识到“去皮”可减少刺激性（外皮可能含挥发油成分，过量易致燥烈）。

唐代是炮制技术的萌芽期，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出现酒浸、米泔水浸等炮制方法：如“白术，酒浸一宿，切，曝干”，目的是“缓其燥性”，适应脾胃虚弱者的耐受需求。此时炮制仍以“减毒增效”为核心，方法相对简单。

三、宋代：炮制规范化，方法多样化

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编纂，推动了炮制技术的规范化。这一时期白术的炮制方法显着增多，出现炒、蒸、土炒、麸炒等，且与临床功效的关联更明确：

- 炒白术：《局方》记载“白术，锉，炒黄”，通过炒制降低挥发油含量（如苍术酮减少），缓和其燥性，增强健脾之功，适用于脾胃虚弱、食少便溏者。

- 土炒白术：首创“以灶心土炒”（《圣济总录》），利用土的“温中和胃”特性，使白术更贴合“健脾止泻”需求，用于脾虚泄泻（如小儿脾虚久泻）。

- 蒸制白术：“蒸令软，切”（《证类本草》引《经验方》），通过蒸制破坏部分挥发油，保留多糖等成分，偏于补而不燥，适用于阴虚兼脾虚者。

宋代医家已意识到，不同炮制方法可“调整药性”：生白术偏于燥湿利水，炒制品偏于健脾益气，为后世“炮制归经”理论奠定基础。

四、金元至明清：炮制理论成熟，临床适配精细化

金元时期，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家重视“脾胃为后天之本”，进一步推动白术炮制与“健脾”功效的结合。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强调“土炒白术”的应用，认为“土能助脾”，通过土炒可增强白术“补脾气、助运化”之力，用于治疗“脾胃气虚、纳呆乏力”等症，将炮制与“脏腑归经”理论直接关联。

明清时期，炮制理论趋于成熟，医家对白术不同炮制品的临床适配性进行系统总结：

-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白术，生用则燥湿，炒用则健脾”，明确生品与炒品的功效差异；同时收录“蜜炙、酒炙”等法，拓展其应用（如蜜炙增强润肺之功，用于脾虚兼燥咳）。

- 清代《修事指南》提出“炮制不明，药性不确，则汤方无准而病症不验”，强调白术炮制的规范性：如麸炒需“炒至微黄，筛去麸皮”，土炒需“灶心土炒至挂土色”，确保药效稳定。

这一时期，白术的临床应用已形成“按需选用”的体系：生用治水肿、湿痹；麸炒治脾虚食少；土炒治脾虚泄泻；酒炒治风湿痹痛兼脾虚，实现了“炮制随症变”的精准用药。

五、现代：炮制标准化与科学验证

现代对白术炮制的研究聚焦于“传承与创新”：

- 炮制规范化：《中国药典》（2020年版）收载白术的炮制方法为“生白术”和“麸炒白术”，明确炮制工艺（如麸炒时“中火炒至表面黄棕色，逸出香气”），确保质量可控。

- 科学验证：现代研究证实，炮制可改变白术成分：生品中挥发油（苍术酮等）含量高，燥湿利水作用强；麸炒后挥发油减少约30%，多糖含量相对升高，健脾益气（如调节胃肠功能、增强免疫）作用更突出，印证了古代“炒用健脾”的经验。

- 临床应用细化：生白术多用于便秘（利用其挥发油促进胃肠蠕动）、水肿；麸炒白术多用于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等脾虚证；土炒白术仍用于小儿脾虚泄泻，形成“传统经验 现代证据”的用药模式。

总结：演变核心趋势

白术的使用与炮制演变，本质是**“药性与病症的动态适配”**：从早期生用治寒湿，到宋代通过炮制分化出“燥烈”与“温和”不同药性，再到明清形成“按需炮制”的体系，最终在现代实现标准化与科学化。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减其燥性、增其健脾、适配病机”，体现了中医“治未病”与“辨证施治”思想在中药炮制中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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