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蒙尘，小中医道心未泯 《名医别录·麻黄考》下卷

第六章：唐时传经义，道地入方书

唐高宗显庆四年，长安太医署的药园里，孙思邈正手持《名医别录》，对照着眼前的麻黄标本。园子里的麻黄，一半来自晋地，一半来自江南，前者茎粗节密，后者茎细节疏，正如陶弘景所记“晋地良材，江南次之”。

“师父，为何非要舍近求远，用晋地麻黄？”弟子问道。孙思邈指着两束麻黄煮出的药汤——晋地者色深味烈，江南者色浅味淡，“《别录》明言‘生晋地及河东’，此非空谈。去年用江南麻黄治京兆尹的‘伤寒表实’，三剂不效；换晋地者，一剂汗出病愈，道地之效，立竿见影。”

他在《千金要方》中特设“药地篇”，收录陶弘景关于麻黄产地的记载，并补充：“凡用麻黄，必选晋地立秋所采者，阴干后色青褐、节密者佳，余者效力减半。”有个岭南医者，按思邈所言行事，从晋地购得麻黄，治好了当地肆虐的“风寒疫”，在信中感叹：“若无陶公记产地，孙公传经验，岭南医者，何识麻黄真味？”

对于“立秋采茎，阴干”，孙思邈更细化为“采后挂于通风檐下，忌堆压，待其八成干时，剪去残根，捆成小束，再阴至全干”。他发现，如此处理的麻黄，辛气不散，储存三年仍药效不减。长安西市的药商，按此法储存麻黄，生意远超同行，说：“陶公的‘阴干’二字，藏着保药效的秘诀。”

陶弘景关于麻黄叶的记载，也被孙思邈发扬。他用麻黄叶配杏仁，治“小儿轻症咳喘”，说：“叶性缓，不伤稚阴，《别录》言其‘主上气喘息’，诚不欺我。”有个三岁孩童，咳喘兼惊，思邈用麻黄叶煮水，加蜂蜜调服，既平喘又不惊，孩童母亲泣道：“早知叶能治病，何必让娃受茎之烈？”

第七章：宋时校本草，细节入典章

北宋嘉佑二年，东京汴梁的校正医书局里，掌禹锡正带领学者校勘《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案头的麻黄条目，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其中陶弘景的补充被用朱笔标出，与《本经》原文并列。

“《别录》补《本经》之漏，如为大厦添梁，”掌禹锡对同僚说，“麻黄产地、采收、叶用、久服之戒，缺一不可入典。”他们将《别录》内容完整纳入《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并附“图经”——绘制晋地麻黄的形态、采收场景，注明“立秋采者茎坚，春采者茎嫩，药效悬殊”。

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时，更收录了民间用麻黄叶的验案：“河中府有妇人，患‘风疹瘙痒’，用麻黄叶煮水外洗，三日即消，此《别录》‘消赤黑斑毒’之验也。”他还补充：“叶虽效缓，然外用无久服致虚之弊，可放心用。”

有个汴京的疡医，按《证类本草》记载，用麻黄叶配伍苦参，治“顽固性湿疹”，十愈**，感叹：“陶公记叶之功，不仅补内服之缺，更开外用之途，真乃慧眼。”

对于“久服令人虚”，宋代医者更细化为“凡用麻黄，中病即止，最多三剂，虚人忌用”。《太平圣惠方》中收录“麻黄汤”时，特意注明：“服后汗出病减，即停，勿过服，恐如《别录》所言‘令人虚’。”有个武将，患“风寒痹痛”，连服麻黄汤五日，渐觉乏力，医官按“中病即止”之戒，改用人参汤善后，方得复原。

第八章：金元医家辩，叶茎各有司

金代正大年间，河间学派的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对麻黄叶与茎的区别提出新见：“茎主发汗解表，其性烈，如冲锋之将；叶主解肌缓表，其性柔，如后卫之卒，《别录》言叶‘解肌’，正合此意。”

他治“外感轻症”，常用麻黄叶配葛根，说：“解肌者，解散肌表之邪，不似茎之开腠理，故无过汗之虞。”有个书生，外感后微恶风、轻咳，完素用麻黄叶汤，一剂即愈，书生叹：“早知有此柔和之药，何必怕麻黄之烈？”

李东垣则从“脾胃论”出发，强调“久服令人虚”的深意：“麻黄发汗，必耗脾胃之气，久服则中气下陷，故《别录》示戒。”他治“风寒表实兼脾虚”，用麻黄汤时必加白术、茯苓，说：“此为‘防虚于未然’，合陶公之意。”有个农夫，患伤寒无汗，兼纳差便溏，东垣用麻黄加术汤，汗出病愈，脾胃未伤，感叹：“东垣之法，补《别录》之戒于用药中，妙哉！”

朱丹溪则偏爱麻黄叶外用，他在《本草衍义补遗》中记：“叶煮水外洗，治‘风疹、疥癣’，比茎更稳，无内耗之弊，《别录》‘消赤黑斑毒’之言，外用更验。”有个女子，面生“黄褐斑”，丹溪用麻黄叶配白芷煮水洗面，三月后斑淡，说：“叶性缓，外用不伤气血，恰合‘久服致虚’之戒。”

第九章：明时汇众说，产地验药效

明万历六年，蕲州本草堂的油灯下，李时珍正对着《名医别录》与各地《本草》校勘麻黄条目。他发现，自陶弘景后，历代医家对麻黄产地的记载渐趋一致：“晋地（今山西）、河东（今陕西）者佳，陇西（今甘肃）次之，江南者最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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