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李珩的龙驭上宾,给蒸蒸日上的大晏王朝蒙上了一层哀戚的薄纱,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与一份沉甸甸的托孤之责。年轻的太子在一片悲声与期待中登基,是为新帝。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辽阔疆域、充盈国库和一套高效运转的官僚体系,但也面临着如何驾驭这艘庞大帝国巨轮的巨大挑战。朝野内外,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注视着这位年轻的天子,更注视着被他父亲临终前郑重托付的镇国公顾长渊与无双夫人李晓晓。
顾长渊与李晓晓没有辜负先帝的信任。在先帝丧仪结束后,他们便以更加恭谨、更加克制的姿态,恪守着作为辅政重臣的职责。他们没有因与新帝的辈分差距和自身的不世功勋而流露出丝毫骄矜,在朝堂之上,始终保持着臣子的本分。顾长渊依旧专注于军事学院的教务与军制改革的深化建议,对于具体的军队调动、将领任免,除非新帝主动垂询,否则绝不轻易插手。李晓晓则继续主持四海书院的全局工作,推动各项科研与教育计划的进行,对于朝廷的日常政事,她也谨守边界,不再像先帝在位时那样直接参与决策。
他们的辅佐,更体现在“引导”而非“干政”上。新帝初理万机,难免有思虑不周、决策犹疑之时。每逢此时,顾长渊与李晓晓便会以帝师与顾问的身份,被邀请至御前。他们从不以命令或训导的口吻说话,而是以丰富的经验和开阔的视野,为新帝剖析利弊,提供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详细解释每种方案背后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
例如,当新帝面对是否要进一步扩大与西陵的技术交流范围时,内心颇为矛盾,既想获取更多知识,又担心核心技术流失。李晓晓并未直接给出“是”或“否”的答案,而是引导他思考:哪些技术是关乎国本必须严守的?哪些技术的共享可以换取更大的战略利益或促进自身进步?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她结合四海书院与西陵交流的经验,将利弊一一摊开,最终让新帝自己做出了“有限度、分领域、严监管”的开放决策,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权衡国家利益与长远发展。
顾长渊则在军事方面,引导新帝理解“止戈为武”的真意。他并非一味主张扩张军备,而是帮助新帝分析周边态势,理解军事力量在维护和平、保障贸易、支持外交中的综合作用。他鼓励新帝亲自去军事学院观摩沙盘推演,与年轻的军官学员交谈,从而形成自己对军队建设和国防战略的独立见解。
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引导下,新帝迅速地成长起来。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的青涩与依赖,开始形成自己的执政风格和判断力。他尊重顾长渊与李晓晓,遇到重大难题依然会虚心请教,但更多的日常政务,他已经能够熟练地驾驭和决断。他继承了其父勤政的作风,也吸收了顾长渊的刚毅与李晓晓的开明,展现出一种稳重而又不失进取的君主气度。
时光荏苒,又是近十年过去。新帝已过而立之年,在位期间,政局平稳,改革事业在先帝奠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四海承平,百姓安乐,其统治已然稳固,威望日隆。顾长渊与李晓晓看着这位他们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君主,心中倍感欣慰。
也正是在此时,他们意识到,彻底交还权力、功成身退的时刻到了。他们辅佐新帝,是为了完成先帝的托付,是为了帝国的平稳过渡,而非贪恋权位。如今新帝已然成熟,他们肩头的重担可以卸下了。
在一个恰当的时机,顾长渊与李晓晓联名上表,以“年事已高,愿专心书院教务,颐养天年”为由,恳请辞去所有朝廷实职,包括顾长渊的太子太傅(新帝登基后转为帝师衔)与军事顾问,以及李晓晓的太子太保(同样转为帝师衔)等一切官衔。他们在奏表中言辞恳切,表明四海书院仍需他们投入精力,且天下英才尽出,陛下已可独当一面,他们愿彻底退隐,专注于教育与学术。
这份辞表在朝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新帝览表,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他深知这两位长辈的苦心,也明白这是他们为自己彻底亲政扫清最后的名义上的障碍,更是为了给后世树立一个急流勇退的典范。他再三挽留,但顾长渊与李晓晓去意已决。
最终,新帝含泪准奏。他下旨,保留顾长渊镇国公、李晓晓无双夫人的尊贵爵位与封号,赐予他们随时入宫觐见的特权,并宣布四海书院永为皇家资助的学术圣地,由他们全权管理。同时,他厚加赏赐,以酬谢他们多年的辅佐之功。
顾长渊与李晓晓的彻底退隐,成为了大晏朝堂上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位极人臣而能不恋权位,功高盖主而能善始善终,他们在帝国权力顶峰的数十年间,始终恪守臣节,尽心王事,最终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了最体面、也最富智慧的方式离开。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品德的极致体现,也为后世所有的权臣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典范——真正的忠诚与价值,在于成就君主与社稷,而非固守个人的权柄。
从此,镇国公府与无双府的门前,不再有等候请示的官员车马,顾长渊与李晓晓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四海书院的讲堂、实验室与林荫小道之上。他们将全部的余生,都投入到了这项他们视为真正使命的事业之中,以一种更超然、更持久的方式,继续守护和影响着这个帝国的未来。时代的接力棒,在他们这一代手中,完成了最平稳、最完美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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