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隆重封赏和御书房的单独召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巨石,瞬间在帝都掀起了滔天巨浪。
林砚的名字,连同他封印邪神、获封太子少师、文安伯的事迹,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天启城的每一个角落,真正达到了“名动京华,天下皆知”的程度。
荣耀加身,带来的不仅是光环,更是纷至沓来的关注与暗流。
接下来的几日,林砚下榻的、由朝廷安排的一座颇为雅致宽敞的府邸,毗邻太傅府的“文安伯府”门前,可谓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前来道贺的、拜访的、攀交情的、探听虚实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各部重臣,下至文人墨客、商贾名流,乃至一些背景神秘的势力代表,都递上了拜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喧嚣,林砚深感头疼,他本性不喜应酬,更厌恶官场上的虚与委蛇。
但深知身处漩涡中心,一味回避并非良策,反而可能得罪人,落个恃才傲物的名声。
在与太傅云逸和墨渊大师商议后,他定下了应对之策:谦逊低调,谨言慎行,礼数周全,但不深交,不承诺,不结党。 对于一般的拜访,由府中管事和皇帝指派给他的几名得力下人(实则有监视和保护之意)出面接待,送上回礼,他本人则以“身体不适,需静养悟道”为由,婉拒大部分见面。对于实在推脱不掉的重要人物,如几位皇室亲王、内阁元老、军方大佬等,则简短会见,言语间将功劳归于皇帝英明、团队协作,自己只是侥幸,并表达一心向学、致力于文教事业的志向,绝口不提云梦细节及敏感话题。
这番作态,虽让一些想套近乎的人失望,却也赢得了不少务实派官员的赞赏,认为他少年得志却不轻狂,懂得韬光养晦,是真正的栋梁之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荣耀的背后,是无数双审视、嫉妒乃至敌视的眼睛。
朝堂之上,并非铁板一块。
以镇国公为首的军方激进派,对林砚以文官身份获封伯爵、尤其是获赐丹书铁券(这通常是赏赐给有擎天保驾之功的勋贵)颇有微词,认为赏赐过厚,恐使文官气焰过盛,不利于朝局平衡。
他们在朝会和一些非正式场合,或明或暗地提出,林砚之功虽大,但终究是“奇功”,非治国安邦的“正功”,陛下隆恩已极,当适可而止,并应督促其将精力放在实实在在的文教事务上,而非整日谈玄论道。
一些传统的、思想保守的文官集团,则对林砚所倡导的“新文道”心存疑虑,认为其学说夹杂“异端”,过于强调“心性”“气魄”,有架空经典、动摇儒学正统根基的危险。
他们联合一些理学大儒,在学术场合对林砚的理论提出质疑,虽然不敢直接否定其功绩,但在学理上寸步不让,试图将“文气”之说限制在“修身养性”的范畴内,反对其与武道、政事过度结合。
更有一股潜藏的暗流,来自某些与上古隐秘或邪教可能有关的势力。
林砚能感觉到,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带着阴冷气息的窥探,始终围绕在文安伯府周围。
太傅云逸也暗中提醒他,需提防“蚀魂之眼”残余势力或朝中与之有勾结者的报复。
面对这些明枪暗箭,林砚始终保持冷静。
对于军方的质疑,他通过太傅向皇帝呈递了一份奏折,详细阐述了“文武合一、相辅相成”的理念,强调强大的武力需有崇高的武德和明智的战略指引,而文教的兴盛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并表示愿与军方合作,探讨将文道中凝聚意志、洞察先机等方法应用于军中,提升士气与战术素养,以此化解敌意,争取支持。
对于学术上的争论,他并未直接参与口水战,而是通过星辉学院和文渊阁的渠道,陆续发表了几篇理论更加系统、论证更加严谨的学术文章,如《论“文气”与经典义理之契合》、《文武之道与帝国兴衰考》等,以扎实的学问和开放的姿态进行回应,吸引了大量中下层官员和年轻学子的认同。
对于潜在的威胁,他则提高警惕,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府中静修或前往有重兵保护的皇家科学院、文华阁等地,与墨渊大师、沐晚晴院长等人研究云梦带回的资料,极少单独外出。
在这一片纷扰中,林砚并未忘记自己的根本目标——推动文道发展。
在获得皇帝首肯和太傅、墨渊大师的支持后,他正式开始着手两件大事:
第一,整合资源,扩大“文道研修院”的规模和影响力。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太子的支持,将原本隶属于星辉学院的文道研修院,升级为直属于文华阁的“帝国文道总院”,自任院长(虚职,由墨渊大师实际负责日常),聘请了一批志同道合、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教授,面向全国招收有天赋的学子。
他亲自制定了更加系统的课程体系,将文气修炼、经典研读、史地博物、武道基础、灵纹常识等融为一体,强调“经世致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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