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演化与英国政治格局:从党争到君主立宪的蜕变——欧洲史专题课
新学期这堂欧洲史课,咱们聚焦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演化如何重塑英国政治格局与王位继承。核心脉络如下:光荣革命实质是英国世俗精英因怕天主教复辟、保护教产掠夺成果的自保行动,《权利法案》仅是重申议会旧权;围绕詹姆斯二世继位,议会分化出辉格党(低教会派、反王权)与托利党(高教会派、保王权),两党党争深刻影响英国政治走向。本节课将通过师生对话,结合心理学、《易经》与哲学原理,拆解党争本质、两党演化逻辑,以及玛丽、安妮女王时期的治国策略与汉诺威王朝崛起的关键转折,揭开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的深层密码。
(课堂铃声落,和蔼教授抱着《企鹅欧洲史》走进教室,叶寒、秦易、许黑、蒋尘、周游已坐定,笔记本上贴着“光荣革命”“两党起源”等标签)
和蔼教授: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聊了辉格党与托利党的诞生和党争升级,今天咱们接着往下挖——这两党到底怎么影响英国政治格局,甚至改变王位继承的?先问大家一个基础问题:党争明明有很多坏处,比如华盛顿厌恶党争、孔子说“君子不党”,可为什么就是避免不了?秦易,你先说说你的理解。
秦易:教授,材料里说现代西方政治要动员基层民众,信息得简单,理性讨论要让位于口号,比如竞选村长,说“辣椒炒鸡蛋该枪毙”比讲“美拉德反应”管用;而且人需要群体接纳,党派得有清晰边界和“对手”,就像球迷需要支持的球队,这样才能有高投票率!
和蔼教授:说得太准了!这就是党争难以避免的两个核心原因。从心理学“群体归属需求”来看,人天生渴望被群体接纳,党派就提供了这种“身份标签”,比如辉格党支持者和托利党支持者,就像利物浦和曼联球迷,有了明确的“我们”和“他们”;从哲学“政治动员理论”来看,基层动员需要“简化信息”,复杂的政策分析不如简单的立场站队有效,这就为党争提供了土壤。
不过党争也不是全是坏处,埃德蒙·伯克就说党争能“维持议会对抗性强度,抑制王权”,因为一盘散沙的议员容易被国王收买。当时乔治三世用闲差笼络了1/4议员,要是没有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互相牵制,王权早就膨胀了。这从《易经》“师卦”来看,“师,众也,贞,正也”,党争只要在“正”的框架内(比如议会规则),就能形成“以众制权”的平衡,避免王权独大。
许黑:教授,那一开始辉格党反王权、托利党保王权,国王为啥还更愿意跟辉格党合作啊?这不矛盾吗?
和蔼教授:许黑这个问题问到了两党演化的关键!因为1688到1815年,英国和法国打了一百多年争霸战,打仗要花钱,1694年英格兰银行发行债券筹款,辉格党多是城市商人,靠海外贸易赚钱,既愿意买债券,又需要战争保护贸易,所以主战;托利党多是乡下乡绅,靠土地收租,战争要加土地税,所以反战。国王要打仗,只能跟辉格党合作——这就是“利益决定立场”,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立场”。
从哲学“唯物史观”来看,经济基础变了,政治联盟也会变:辉格党从“反王权”变成“王权合作者”,核心是因为商人阶层需要王权支持战争、保护利益;托利党从“保王权”变成“反战派”,也是因为乡绅的经济利益受战争损害。叶寒,你再说说辉格党和托利党是怎么争夺选票的?
叶寒:辉格党商人会买地,分成小块租给佃户,佃户有投票权就投辉格党;托利党靠“约曼农”——农业革命后,小自耕农和能干的佃户发财了,1700年有18万约曼农年收入50 - 100英镑,他们有选票还受贵族歧视,就成了托利党的基础。而且大贵族还能让佃户选自己人去下院,托利党在农村的底子比辉格党厚!
和蔼教授:太对了!农业革命是托利党的“强心剂”——圈地让土地私有化,农民改进技术,1710年羊均重28磅,1795年涨到80磅,约曼农赚了钱,却没社会地位(不能打猎),托利党就抓住了这部分人的不满。从心理学“利益共情”来看,托利党能共情约曼农的“被歧视感”,辉格党只靠买地拉票,自然比不过18万约曼农的基数。这也说明,党派的支持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结构(比如农业革命)调整。
蒋尘:教授,那玛丽和安妮女王是怎么应对两党矛盾的?玛丽好像完全听威廉三世的,安妮还清洗过辉格党?
和蔼教授:蒋尘梳理得很清楚!玛丽是“无脑爱丈夫”,威廉说啥算啥,1694年玛丽去世后,辉格党就跋扈起来,连威廉都想撂挑子。1701年辉格党趁势搞了《继承法案》,规定天主教徒不能继位,就是怕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回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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