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风云五千年 第209集：驱口制度与户籍身份割裂

元朝驱口制度研究：户籍体系下的阶级割裂与社会矛盾

引言：历史语境中的驱口制度

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在建立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过程中，一种特殊的人口掠夺与统治方式——“驱口”制度，被纳入元朝的户籍与社会管理体系。驱口，即战争中被掳掠或通过其他途径沦为奴隶的人口，其户籍不属州县，而附属于主人户籍，形成“主从依附”的人身关系。这一制度并非蒙古草原奴隶制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征服农耕文明后，与中原户籍制度碰撞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打破了唐宋以来“编户齐民”的相对平等结构，更通过法律与户籍的双重固化，使社会阶级分化呈现制度化特征。本文将从驱口制度的起源、法律身份、经济角色、社会影响等维度，剖析其如何在元朝户籍体系中埋下阶级矛盾的隐患，并对元代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一、驱口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从战争掠夺到制度固化

（一）蒙古征服战争与驱口的初始来源

蒙古帝国的扩张史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掳掠。1211年蒙古攻金开始，“凡破城邑，不问老幼、贫富、顺逆，皆杀之，略取子女玉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被掳人口被称为“驱”或“驱口”，意为“被驱赶的人口”。这些人口一部分成为蒙古贵族、军将的私属，另一部分被充作“军驱”，随军服役。如1232年汴京之役后，蒙古将领速不台“取民为奴，曰‘大手驱’”（《元史·太宗纪》），此类驱口直接依附于军事集团，成为战争资源的一部分。

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驱口来源进一步扩大。1275年，伯颜率军南下时，曾下令“所过州县，取民为奴者，杀无赦”，但实际执行中，士兵掳掠仍屡禁不止。《元典章》记载，至元年间，江南地区“富室大家，多以良民为驱口，动辄千百”，可见驱口数量已随战争规模膨胀而激增。除战争掳掠外，债务卖身、犯罪籍没、人口买卖亦成为驱口的补充来源。如《通制条格》规定：“诸良民典雇与人为驱口者，拟合禁断”，侧面反映出债务导致的人身依附现象普遍。

（二）元朝建立后的制度规范化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巩固统治，试图将驱口制度纳入国家法律框架。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明确规定：“驱口户籍，附于主家户下，止立子户，不别入州县版籍”（《元史·食货志》）。这一规定将驱口从“战争战利品”转化为“合法私产”，其户籍以“子户”形式附属于主人户籍，形成“主户—驱口”的层级结构。例如，蒙古贵族的户籍簿中，除本户人口外，还需登记驱口的姓名、年龄、来源，地方官府对此类户籍仅作备案，不直接管理。

元廷还通过法律细化驱口的归属与转移。《大元通制》规定：“驱口身故，其妻子并听本主使唤”，“驱口男女婚姻，皆由主家匹配”，甚至“驱口首告主家非理打死，官府不受理”。这些条款将驱口完全视为主人的财产，剥夺其基本人身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对驱口的管理并非完全放任，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曾下诏：“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及诸投下，不得擅招民户为驱口”，试图限制贵族私自扩充私属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蒙古勋贵势力强大，禁令效果有限。

二、驱口的法律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性的阶级割裂

（一）法律层面的“非人化”定位

在元朝法律体系中，驱口与自由民（“良人”）的身份鸿沟被明确界定。《元典章》“杀伤驱口”条规定：“良人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驱口杀良人，处死”，刑罚轻重差异悬殊，显示驱口的法律地位近似于“物”而非“人”。更甚者，主人对驱口有“生杀予夺”之权：“诸主因怒，辄以铁骨朵、杖刃杀其驱口，及亏其肢体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即便是谋杀驱口，主人仅受杖刑与罚金，与杀害良人的死刑形成鲜明对比。

驱口的身份还具有世袭性。《通制条格》规定：“驱口所生子女，曰‘家生驱口’，永为奴婢”，其后代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身份，形成固定的奴隶阶层。这种世袭制与唐宋时期“部曲”可通过放免转为良民的制度截然不同，使阶级固化程度更深。此外，驱口被严禁参加科举考试，《元史·选举志》明确规定“娼优、驱口之家，不得应举”，从制度上断绝了其向上流动的可能。

（二）户籍体系中的附属性结构

元朝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将全国人口按职业、民族等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等，而驱口户籍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形成“附籍”制度。具体而言，主人户籍称为“正户”，驱口以“驱丁”名义登记于正户之下，如《元典章》记载某蒙古贵族户籍：“正户孛儿只斤氏，驱丁一百二十口，内家生驱口九十，俘获驱口三十”。这种附籍方式导致驱口不承担国家赋役，其劳动产出全部归主人所有，而国家赋税则主要由自由民户承担，形成“主户获利、国家失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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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代风云五千年请大家收藏：()历代风云五千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附籍制度还带来管理上的混乱。由于驱口不属州县管辖，地方官无法掌握其实际数量，导致“隐占驱口”现象频发。许多地主与贵族将自由民诱骗为驱口，或通过伪造户籍将驱口数量虚报，以逃避国家差役。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御史台奏报：“江南富户，多隐占逃民为驱口，有司不敢诘问”，反映出附籍制度使驱口成为主人逃避国家控制的工具，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三、驱口的经济角色与社会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一）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驱口劳动

驱口在元朝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生产角色。在北方，蒙古贵族的“投下户”庄园中，驱口被大量用于农业生产。如弘吉剌部贵族的封地内，“驱口耕作，岁入粟帛，输之主家”（《牧庵集》），这些驱口被编为“庄户”，承担耕地、放牧等劳动，其生产成果除维持基本生存外，全部上缴主人。南方地区，驱口在手工业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元朝官营手工业作坊（如大都织染局）中，大量驱口被强制服役，“日工作十一时，夜不得休”（《南村辍耕录》），其劳动效率虽高，但因缺乏生产积极性，常出现消极怠工或破坏工具的现象。

驱口劳动也推动了部分商业领域的发展。一些商人拥有“驱口掌柜”，驱使奴隶从事贸易活动。如扬州盐商张氏，“驱口数百，皆使行商于江淮间”，驱口为主人积累财富的同时，自身却无法分享利益。这种经济模式下，驱口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其劳动力被最大限度剥削，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二）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冲击

驱口制度对元朝国家财政造成直接损害。由于驱口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国家税源主要依赖自由民户，而贵族与地主通过隐占驱口逃避税赋，使财政负担集中于中小民户。至元后期，江南地区“民户岁输粮一石，而驱口隐占者倍之”（《元史·食货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元廷虽多次下令“检括驱口”，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括天下驱口为民”，但因贵族抵制，收效甚微。

在社会结构方面，驱口制度打破了中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体系，形成“贵族—自由民—驱口”的三级结构。据学者估算，元朝中期驱口数量约占全国人口的10%—15%，即数百万之众，如此庞大的奴隶阶层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必然引发结构性矛盾。时人郑介夫曾上书指出：“今之驱口，动以千数，其力足以动摇一方，苟有奸人乘之，此亦腹心之大患也”（《历代名臣奏议》），道出了驱口制度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四、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身份压迫到阶级对抗

（一）驱口的反抗与社会动荡

驱口的反抗贯穿元朝始终。早期反抗多表现为逃亡，如1236年“蒙古军驱口亡入河南者数万”，元廷为此制定“捕亡法”，规定“驱口逃亡，杖一百七，归其主”，但逃亡现象仍屡禁不止。中后期则发展为武装起义，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驱口万余人杀主起兵”，顺帝时期，湖广、江浙等地驱口纷纷加入红巾军，提出“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口号，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融合，加速了元朝的崩溃。

驱口反抗的根源在于制度性压迫。《元史·刑法志》记载，主人对驱口“视如犬马，鞭笞陵虐，无所不至”，甚至出现“以驱口殉葬”的野蛮行为。这种极端压迫迫使驱口铤而走险，而元朝法律对驱口的歧视性规定，更使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寻求公正，只能诉诸暴力反抗。

（二）自由民与驱口的身份对立

驱口制度不仅造成驱口与主人的矛盾，也引发自由民与驱口之间的身份对立。一方面，自由民因国家赋役加重而对驱口产生不满，认为其“不劳而获”；另一方面，驱口对自由民的“良人”身份既羡慕又敌视，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常因身份差异发生冲突。如《元典章》记载，杭州一驱口因“与良人争道”，被主人杖责致死，此类事件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的割裂。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驱口制度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元朝中后期，“以拥有驱口多寡为贫富标准”成为社会风尚，甚至出现“儒者弃学为奴，以图主家富贵”的怪象（《庚申外史》），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被功利主义取代，社会道德体系面临冲击。

五、历史比较与制度反思：驱口制度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一）与唐宋奴婢制度的差异

相较于唐宋，元朝驱口制度的特殊性在于“户籍附属性”与“身份世袭性”。唐代奴婢虽属贱民，但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同时，也允许“放免为良”，且奴婢户籍需报官府备案；宋代“雇佣奴婢”更具契约性质，身份依附相对松动。而元朝驱口完全附属于主家户籍，法律禁止放免（除非主人自愿），且世袭为奴，其人身控制程度远超唐宋。这种差异源于蒙古草原奴隶制与中原封建制的融合冲突，也反映了元朝统治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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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代风云五千年请大家收藏：()历代风云五千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二）制度崩溃的必然性

驱口制度的崩溃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驱口劳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农耕文明的生产力发展需求。与唐宋时期租佃制下的农民相比，驱口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庄园土地荒芜者十之三四”（《农桑辑要》）；另一方面，中原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驱口制度存在根本矛盾，汉族士大夫不断上书抨击，如郝经奏言：“驱口之害，甚于苛政，宜一切罢除，使为民”，推动元廷在后期不得不放宽对驱口的限制。

此外，元朝统治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使驱口制度成为反抗的焦点。红巾军起义中，“杀尽蒙古贵族，释放驱口”成为重要口号，加速了制度的瓦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诏“尽释天下驱口为民”，并规定“今后不得再以良民为驱”，标志着这一制度在中原地区的终结。

结论：户籍制度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历史启示

元朝驱口制度通过户籍附属与法律固化，将战争掠夺的人口转化为制度化奴隶，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阶级割裂现象。这一制度既是蒙古征服的产物，也是元朝统治者强化民族与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户籍管理将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从而确保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特权。然而，制度性的阶级压迫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诱因。

从历史维度看，驱口制度的兴衰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背离生产力发展需求、违背社会公平的户籍制度，终将被历史淘汰。元朝的教训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借鉴——明清时期虽仍有奴婢存在，但已不再实行附籍制度，且逐步放宽对奴婢身份的限制，反映出户籍制度从“阶级压迫工具”向“社会管理手段”的转型。而驱口制度所暴露的“制度性阶级割裂”问题，至今仍为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提供着深刻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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