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天,渐渐暖透了。研究院里的几株泡桐树,开出一嘟噜一嘟噜淡紫色的花,像一串串小喇叭挂在枝头,空气里飘着甜腻腻的、有点冲鼻的香。风一吹,花瓣簌簌往下掉,落在刚冒出新绿的草坪上,也落在急匆匆来去的人们的肩头、发梢。
“鲲鹏”平台的改装现场,如今成了整个研究院最火热、也最嘈杂的地方。巨大的船体分段,像个被拆开了一半的钢铁巨兽,静静卧在改造干坞里。船体内部,电焊的弧光此起彼伏,刺眼的白光一闪一闪,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响声和金属烧熔的气味。起重机的轰鸣、榔头的敲击、工人的号子、各种机器的嗡鸣,混杂成一股充满力量和焦灼感的巨大声浪。
陈向东蹲在一个刚焊接好的柴油机基座旁,手指摩挲着焊接口,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旁边,船舶设计院派来的老工程师戴着老花镜,正对着图纸,用游标卡尺一点点地测量尺寸。
“老周,这里,焊缝的余高超标了,得磨。”陈向东指着图纸上标记的一处,声音不大,但很坚决。
“超标零点五毫米,不打紧吧?应力集中区又不在这个位置。”老周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点不以为然。他是老船工,经验主义至上,觉得这种小地方没必要吹毛求疵。
“不是打不打紧的事。”陈向东没让步,他站起身,指着周围密密麻麻的管线、设备和结构件,“这是心脏的位置。现在看着是零点五毫米,等机器转起来,高频振动一激发,这里就可能成为疲劳源。格里戈里院士的模型预测得很清楚,这个地方的应力集中对整体模态有影响。磨掉,按工艺要求来。”
老周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到陈向东那布满血丝却异常坚定的眼睛,又想起所里对这次改装“零容忍、高标准”的死命令,最终把话咽了回去,咕哝了一句:“行行行,听你的,陈总。你们搞航天的,就是精细。”说完,招手叫来工人,吩咐重新处理。
陈向东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又走向下一个检查点。自从那天带儿子小军来所里“参观”之后,父子俩的关系似乎缓和了一些,虽然话还是不多,但至少能坐在一起吃顿饭了。妻子张秀兰也接受了后勤老马的邀请,答应“家属开放日”那天来食堂帮忙。家里的警报暂时解除,但陈向东心里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了。他必须把“鲲鹏”这件事,做到无可挑剔。这不仅关乎项目成败,也关乎他在儿子心中那个摇摇欲坠的、能“造大船”的父亲的形象。
他走过舷梯,来到船体另一侧。这里正在安装格里戈里设计的复合减震基座。巨大的、由多层特种橡胶、金属网和阻尼凝胶复合而成的“筏子”,正被缓缓吊装到位。叶菲莫夫院士和几个苏联专家也在现场,正用俄语夹杂着手势,和安装工人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旁边站着翻译,急得满头大汗。
“叶菲莫夫院士,有什么问题?”陈向东走过去,用生硬的俄语打招呼。这几个月耳濡目染,加上突击学习,他已经能磕磕巴巴说几句日常用语和技术词汇了。
叶菲莫夫看到是他,指了指基座下方一个预留的传感器接口,又指了指图纸,语速飞快地说了一串。旁边的年轻助手赶紧翻译:“院士说,这个振动监测点的预留位置,和最终燃机转子的关键测点投影有偏差,大约三厘米。需要调整,否则数据会有系统性误差,影响后续的主动控制算法标定。”
陈向东心里咯噔一下。三厘米,在庞大的船体上微不足道,但对于精密测量而言,可能就是天壤之别。他立刻蹲下身,仔细核对图纸和现场标记,又拿出随身携带的激光测距仪复测。果然,现场施工时,某个环节出现了微小错位。
“停!吊装暂停!”陈向东站起身,对起重机操作员大喊,然后转向负责该区域施工的工长,脸色沉了下来,“老吴,怎么回事?坐标标错了为什么不报告?”
工长老吴是个黑脸汉子,搓着手,有点慌:“陈总,这……图纸太密了,这点偏差,我们觉得……觉得不影响安装,就……”
“你觉得?”陈向东的声音陡然提高,在嘈杂的工地上依然清晰,“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觉得’了?图纸就是法律!差一毫米都不行!全部拆下来,重新定位!今天不搞对,谁也不准下班!”
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火气。周围瞬间安静了不少,工人们面面相觑,几个苏联专家也停下了争论,看向他。
叶菲莫夫走到陈向东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生硬的中文说:“陈,冷静。问题,发现,解决,就好。”老人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责怪,只有理解和一丝赞许。在精度问题上,他们是一类人。
陈向东深吸一口气,压下火气,对老吴说:“按院士的要求,重新测量定位,所有参与这个工序的人,今晚加课,学习施工规范和质量红线!再有下次,调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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