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京城,天空是澄澈的蓝,阳光带着恰到好处的暖意,透过法院高大肃穆的窗户,在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规整的光斑。庄严的国徽高悬,法槌的金色手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本该是一个庆祝劳动、歌颂平凡的节日,但在省高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内,气氛却凝重得如同铅块,压得人喘不过气。一场迟到了四十三年、掩埋在历史尘埃下的谋杀案,终于在这一天被推到了阳光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除了相关人员和媒体,更多的是闻讯赶来的老船厂职工和家属。他们大多白发苍苍,脸上刻着岁月的风霜和压抑太久的悲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期待和无声的控诉。
李玄策坐在旁听席前排靠边的位置,穿着一身笔挺但低调的深色西装。他面无表情,目光沉静地注视着审判席,指节无意识地在座椅扶手上轻轻敲击,这是他思考重大问题时不易察觉的习惯。今天的主角不是他,但他深知这场审判对母亲、对父亲、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方清墨坐在他身边,同样穿着素雅的套装,她的手轻轻覆在李玄策的手背上,传递着无声的安慰与支持。她的目光偶尔扫过法庭的各个角落,带着科研人员特有的警觉,仿佛在评估着某种潜在的物理风险。
王秀芹坐在证人席上。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熨烫得极其平整的蓝色旧工装——那是李长庚当年在船厂工作时穿的。这件衣服被她珍藏了数十年,此刻穿在身上,如同披上了一件无声的战袍。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露出光洁的额头,脸上没有过多表情,只有一种近乎殉道者的平静。她双手交叠放在腿上,紧紧握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巴掌大小的物件——那块老旧的怀表。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审判进入关键环节。公诉人正在陈述核心证据链,指向被告席上那个同样白发苍苍、但眼神浑浊躲闪的老人——张父。四十三年前,他是李长庚在船厂的同事,一个技术平平却野心勃勃的工人。
“……综上所述,现有物证、书证及多位当年技术人员的证言均指向,1970年7月15日,船厂三号船坞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导致十七名技术骨干遇难、船厂核心研发中断的重大悲剧,其直接原因并非官方报告所称的‘设备老化意外’,而是人为故意破坏!”公诉人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寂静的法庭里回荡,“被告人张XX,为在即将到来的‘技术骨干选拔’中排除竞争对手,尤其是当时技术能力远胜于他的李长庚同志,于事故前一天深夜,利用其值夜班之机,潜入三号船坞核心动力舱,用随身携带的钳子,剪断了主压力安全阀的关键连接线!”
“哗——”旁听席上瞬间炸开了锅!压抑了四十多年的悲愤、惊愕、不敢置信的议论声如同潮水般涌起。老工人们有的老泪纵横,有的愤怒地握紧了拳头,低声咒骂。张父的身体在被告席上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
“肃静!肃静!”审判长重重敲下法槌。
“被告人,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异议?”审判长目光如炬,直视张父。
张父嘴唇哆嗦着,眼神慌乱地扫视着法庭,最终停留在王秀芹身上,带着一丝绝望的哀求。他嗫嚅着,声音细若蚊蝇:“我…我没有…是意外…是意外…”
“意外?”一直沉默的王秀芹突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并不大,甚至有些沙哑,却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瞬间刺破了法庭的嘈杂,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她缓缓站起身,动作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沉稳,目光却锐利如刀,直直刺向被告席。
“张技术员,”她不再用尊称,声音平静得可怕,“你看着我。看着我这身衣服。这是长庚的工装。当年爆炸发生后,他‘尸骨无存’,厂里就发给我这件衣服当遗物…还有,”她深吸一口气,举起了手中那个红布包裹的物件,一层层,极其缓慢、极其郑重地揭开。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块露出真容的老旧怀表上。铜质的表壳布满划痕,玻璃表蒙也有些模糊。法庭里安静得只剩下王秀芹解开红布时布料摩擦的细微声响。
“这块表,是长庚留给我的念想。”王秀芹的声音微微发颤,带着一种压抑了半生的巨大痛苦,“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在了那场‘意外’里,死在了你剪断安全阀导致的爆炸里!”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撕裂般的悲愤,“但是!张XX!你没想到吧?!长庚他那天,根本就没上那艘注定要爆炸的船!”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连审判长和公诉人都露出了愕然的神色。李玄策的眉头猛地一跳,方清墨覆在他手背上的手也下意识地收紧。
王秀芹的手指颤抖着,摸索到怀表表壳边缘一个极其隐蔽、几乎与表壳融为一体的微小凸起。她用力一按——
“咔哒!”
一声极其轻微、但在寂静的法庭里却清晰无比的机括弹动声响起。表壳背面一个极其微小的暗格弹开了!里面,静静躺着一张泛黄、卷边、印着模糊油墨字迹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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