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微露,十月的京城已浸透了深秋的清寒。**广场上,肃穆的寂静被风托举着,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刀劈斧凿般冷峻的线条。李玄策站在献花队伍的最前列,深色的西装衬得他身形挺拔如松,唯有鬓角几缕不易察觉的霜白,悄悄诉说着岁月与重担的痕迹。他微微仰着头,目光沉静地凝视着那直刺苍穹的碑身,像在仰望一部用血与火铸就的浩瀚史书。
深沉、缓慢、几乎带着大地脉搏的哀乐在广场上空低回盘旋,每一个音符都沉沉地敲在人心上。仪仗兵们踏着精准如尺量的步伐,军靴叩击地面的声响,一下,又一下,仿佛敲打在时间的脊梁上,唤醒了沉睡的记忆。
在这片庄重的寂静里,李玄策的思绪却如挣脱了缰绳的野马,逆着时光的河流奔腾而去。恍惚间,他仿佛又站在了1995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江堤上,冰冷的雨水顺着雨衣领口灌进来,冻得人牙齿打颤,手中紧紧攥着的,是简陋的水位观测尺。耳边是洪流震耳欲聋的咆哮。画面一闪,是三峡工地上震天的机器轰鸣,是2008年那个不眠的指挥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如同紊乱的心电图……无数个瞬间,无数张面孔,无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汇聚成一条曲折却向上的长路,从泥泞的防汛站,一路延伸至这国家心脏的最高智囊之地。
他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了父亲李长庚那温和而睿智的眼神,仿佛在无声地传递着跨越重洋的信念;又仿佛看到女儿念墨在加州理工实验室里专注的侧脸,指尖在键盘上翻飞如蝶;还有儿子天枢那双清澈得能映照星空的眸子……血脉与责任,如同无形的丝线,将他们三代人紧紧缠绕在这片古老而新生的土地上。
一个名字,带着滚烫的温度,毫无征兆地刺穿了他纷繁的思绪——赵小满。那个在北华大学宿舍里抱着半导体收音机,痴迷地听着津城快板书的爽朗青年;那个在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保卫文化,匹夫有责”的质朴同学。牺牲,这个冰冷的词,最终成了他生命的注脚。李玄策的心口猛地一窒,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和沉重悄然弥漫开来,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如同这肃穆乐声的重量。
仪式结束,洁白的花篮在纪念碑基座前静静安放,像是大地无声的祭奠。人群有序散去,广场上恢复了空旷,只有那巍峨的丰碑,依旧在秋日的晴空下沉默伫立,如同一个永恒的坐标。
没有带任何随从,李玄策换下了一身正装,只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亲自驾驶着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载着妻子方清墨和儿子李天枢,悄然驶离了京城的中心。车子汇入车流,一路向东,朝着津城的方向驶去。车窗外的风景从庄严的都市轮廓,渐渐过渡为略显陈旧的街巷和低矮的民居,空气里似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的气息。
车停在了一条老巷口。巷子狭窄而幽深,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两侧是高矮不一的旧式平房,墙皮斑驳,爬着些深秋里依然顽强的藤蔓。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墙壁上投下长长的、安静的影子。巷子里很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几声自行车铃声,和不知谁家厨房里飘出的、淡淡的饭菜香气。
推开一扇虚掩着的、漆色有些剥落的绿色木门,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晾晒在院子一角的细绳上,随着微风轻轻摆动。靠近正屋的窗台上,一个擦拭得锃亮的搪瓷杯里,插着一小丛叫不出名字的、金灿灿的野花,开得正盛。
赵小满的父亲,一位背脊微驼、脸上刻满深深皱纹的老人,正坐在窗下的一把小竹椅上,手里捧着一个边缘磨得发亮的旧相框。相框里,穿着旧式军装的赵小满,咧着嘴,笑得没心没肺,眼神里充满了那个年纪特有的、对未来的热切向往。阳光照在相框的玻璃上,有些反光,老人便微微侧着身子,用那布满老茧和褐色斑点的拇指,一遍又一遍,极其轻柔地摩挲着照片上儿子年轻的脸庞。他的动作很慢,很专注,仿佛在触摸一段凝固的时光。
赵母端着一盘洗好的水果从屋里出来,看到李玄策一家,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起复杂的光,是惊讶,是欣慰,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被岁月沉淀下去的伤痛。“哎呀,玄策,清墨……还有天枢!快进来坐,快进来!”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津城人特有的热情尾音。
屋子里的陈设简单到近乎清贫,却处处透着整洁。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赵小满的遗物——那台他视若珍宝的老式磁带录音机。深棕色的塑料外壳,笨拙的按键,旁边还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排贴着泛黄标签的磁带:《智取威虎山》选段、《奇袭白虎团》选段、还有他自己录制的津城快板练习。录音机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像一件被供奉的圣物。
方清墨眼眶微红,轻轻将带来的营养品放在桌上,挨着赵母坐下,握住了老人那双粗糙而冰凉的手。李天枢则安静地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一双清澈的眼睛好奇又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安静,打量着屋里的一切,目光最后落在那台沉默的录音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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