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葬礼结束那天,我在他枕头下摸到了这块表。
铜壳子被磨得发亮,表盖边缘有道月牙形的凹痕,像被人用牙啃过。表盘里的指针停在三点十四分,秒针却还在极缓地跳动,每走一格,就发出细如发丝的“咔”声,像是骨头在摩擦。
“这表邪性,扔了吧。”小叔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蒂烫穿了他的黑布鞋,“你爷爷最后那几年,总半夜对着它说话。”
我把表揣进兜里,金属贴着皮肤泛起冷意。这是爷爷年轻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据说是民国时期的玩意儿。他总说这表能“记事儿”,我以前只当是老人的糊涂话。
回城里的高铁上,表突然开始发烫。我慌忙掏出来,表盖不知何时弹开了,表盘里的阿拉伯数字正在融化,墨色的液滴顺着铜壳往下淌,在牛仔裤上洇出深褐色的斑,闻着有股铁锈混着杏仁的怪味。
更诡异的是,指针动了。
不是顺时针走,而是倒着转。分针追着时针,在表盘里转圈,发出越来越急的“咔咔”声,像有人在敲棺材板。我按住表盖想合上,却摸到内侧刻着行小字,是用极小的楷体写的:“寅时三刻,魂归处。”
这时,邻座的老太太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指甲泛着青黑,死死抠着表壳:“这表……见过血吧?”
我吓了一跳,想抽回手,却发现她的手掌像粘在了铜壳上。老太太的眼球浑浊发黄,瞳孔里映着倒转的指针,嘴角咧开一个僵硬的弧度:“三点十四分,该喂表了。”
话音刚落,表盖“啪”地弹回原位,发烫的铜壳瞬间凉透。老太太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座位上翻白眼,嘴角淌出白沫。乘务员赶来时,她已经没了呼吸,法医检查后说是突发心梗,但我清楚地看到,她手腕内侧多了道月牙形的红痕,和表盖上的凹痕一模一样。
高铁在凌晨三点十四分抵达终点站。我攥着表冲出车站,冷风灌进喉咙,带着铁锈味。打车回家的路上,司机总通过后视镜看我,最后忍不住说:“小伙子,你兜里揣的啥?我这计价器倒着跳呢。”
我低头看表,指针还在倒转,已经从三点十四分跑到了十二点整。而司机的计价器上,金额正从起步价往回退,数字每跳一下,车窗外的街景就模糊一分,路灯变成拉长的光带,行人像被揉碎的影子。
“师傅,停车!”我猛地推开车门,踉跄着冲进小区。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回头时,出租车已经消失在浓雾里,只有计价器最后显示的“0”,像只睁着的白眼。
家里的门锁是坏的,我拧了半天才打开。客厅的挂钟停在三点十四分,和爷爷的表分秒不差。冰箱里的牛奶结着冰,瓶身上的生产日期是昨天,保质期却印着“2003年7月14日”——那是我爷爷去世的日子。
我把表扔在茶几上,冲进卫生间想洗脸,抬头却看到镜子里站着个穿长衫的男人。他背对着我,手里拿着块和我一模一样的铜表,正在用一块染红的绒布擦拭。镜中的瓷砖墙上,挂着本泛黄的日历,日期停留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初七。
“擦三遍,血就干净了。”男人突然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铜器。他缓缓转过身,我这才发现他没有脸,脖子上空空的,只有血浆往下滴,落在铜表上,发出“滋滋”的声响。
我尖叫着后退,后脑勺撞在门框上。镜子里的男人消失了,只有我的脸在镜中扭曲,左眼的瞳孔里,倒转的指针正在转圈。
这时,茶几上的表响了。不是“咔咔”声,而是清晰的脚步声,从铜壳里传出来,一步一步,像是有人穿着皮鞋在走楼梯。我壮着胆子拿起表,贴在耳边听,那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表盖内侧,接着是指甲刮擦铜壳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谁在里面?”我颤声问。
表壳震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我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说的胡话,他总对着空气喊“阿禾”,说“表饿了”。当时以为是老年痴呆,现在想来,他说的或许是真的。
凌晨四点,我抱着表坐在沙发上,不敢合眼。窗外的天开始泛白,但阳光透不进来,小区里的树影全是歪的,像被人拧过的麻花。对面楼的王阿姨突然出现在楼下,她穿着睡衣,眼神呆滞地往单元门口走,手里拿着把菜刀,嘴里念叨着:“三点十四分了,该切肉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冲到窗边往下看。王阿姨的丈夫追出来拉她,却被她反手砍在胳膊上,鲜血喷在地上,像朵绽开的红梅。而王阿姨看都没看丈夫,径直走到单元门口的老槐树下,开始用菜刀挖树根,嘴里反复说:“埋深点,表才不会叫。”
这时,我手里的表突然发烫,倒转的指针停在了三点十四分。表盖自动弹开,表盘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流,滴在地板上,竟像有生命般,往门口的方向爬。
王阿姨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她的睡衣口袋里露出半截铜链,和我这块表的链子一模一样。她路过我家楼下时,突然抬头往我的窗户看,嘴角带着和那个老太太一样的僵硬笑容,无声地说:“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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