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 第184章 从头再来

从静音键到一碗面：我的负债逆袭路与草根生存记

负债的那天，郑州的夏天正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坐在曾经人来人往的店铺里，看着玻璃门上“转让”的红纸条被风吹得哗啦响，手里攥着的账本，每一页都记着密密麻麻的欠账。像是有人突然抽走了我脚下的台阶，整个人从曾经的“债主”狠狠摔进“债务人”的谷底——从前都是别人欠我钱，电话那头总带着客气：“哥，这月的货款结一下呗，我得给厂家打款，实在周转不开了。”我一通电话过去，对方要么当天下午就把钱转过来，要么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上门，递烟时还会说“麻烦哥了，下次一定早点结”。可轮到别人找我要钱时，我却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不是不想接，是不敢。铃声像催命符，每响一次，就把我那点仅存的体面撕得更碎。有次债主的电话连打了十几个，我躲在出租屋的窗帘后，听着手机在茶几上震得嗡嗡响，手心全是汗。直到铃声停了，短信进来：“哥，我知道你难，但我这边也等着这笔钱给孩子交学费，你哪怕先还一部分也行。”看着那条短信，我蹲在地上，头抵着膝盖，突然就哭了——我不是赖账的人，可当时的我，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

后来为了躲债，也为了挣钱，我去了富士康打工。每天穿着蓝色的工服，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拧螺丝、贴标签的动作，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车间里的灯光亮得刺眼，机器声吵得人耳朵疼，可我不敢偷懒，因为每多干一个小时，就能多挣一点加班费，离还债的目标就更近一步。

每次回家，我都不敢走熟悉的黑杨路、大庆路——那些路上有认识我的商户，有曾经的朋友，我怕遇见他们时，人家问一句“最近咋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骑着那辆二手摩托车，绕远走黄河滩。黄河滩的路坑坑洼洼，晴天时尘土飞扬，雨天时泥泞不堪，风里总夹杂着黄河水的土腥味。我还得在脸上戴个口罩，把大半张脸遮住，要么等夜深人静时才敢进门，天不亮就匆匆出发。有次冬天，我骑着车走在黄河滩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口罩里全是哈气结成的冰碴。我看着远处城市的灯光，忍不住问自己：怎么好好一个人，活成了这副躲躲藏藏的模样？

无数个深夜，我躺在富士康宿舍的硬板床上，自责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想起当初辞掉民办教师工作时，父亲气得拍桌子说“你早晚要后悔”；想起开小店时，母亲把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都拿给我，说“妈信你”；想起哥哥为了支持我，连买婚房的钱都先借给了我。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把家人的信任都败光了，把好好的日子都过砸了。可天亮后，我还是得硬着头皮起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垮——我欠的不只是钱，还有家人的期待，还有自己的尊严。

我开始试着坦诚面对债主。我把所有债主的联系方式列出来，挨个儿给他们打电话，不是躲，而是主动说：“哥，我知道你急着用钱，我现在确实拿不出全部，但我在富士康打工，每个月能攒下两千块，咱商量个方案，我每个月还你一部分，直到还清为止，你看中不中？”没想到，曾经在电话里凶巴巴的债主，大多都点了头。有个债主说：“兄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赖账，你肯说这话，我就信你。慢慢来，谁还没个难的时候。”最后，我们都达成了共识，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可这只是开始。2019年，我成了吉利区人民法院的“VIP客户”——不是因为我有钱，而是因为我被六次送上了被告席。每次收到法院传票时，我都拿着传票坐在宿舍的楼梯间，愣好半天。第一次去法院开庭时，我穿了唯一一件还算整齐的衬衫，手都在抖。法官问我有没有还款能力，我低着头说：“我有工作，每个月都在还钱，我肯定会还清的。”后来，我跟每个债主在法院的调解下重新签订了还款协议，每一次签字，我都攥着拳头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欠的钱必须还上。

那些日子，还钱成了我唯一的目标。富士康的工资不高，每个月扣除房租和基本生活费，剩下的全用来还债。为了多挣钱，我还在微博上接一些文案代写的兼职，有时候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有次实在太困了，在流水线上差点睡着，被组长骂了一顿。我站在车间角落，看着手里的工资条，突然想起从前开小店时的日子——那时候虽然累，但每天都有盼头，可现在，好像连盼头都变得模糊了。

转机出在2020年的大年初一，疫情突然来了。工厂停工，我拿着仅有的积蓄，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不知道该去哪里。万幸的是，我还能出厂门，想起之前做生意时认识的一个批发商，说彭场镇的口罩，成了全国稀有资源，民生物资比较紧缺，我揣着钱，骑着摩托车就往彭场镇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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