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汉赵争锋
(此文乃大汉蜀中,成都城酒肆茶舍中,说书人的故事)
大汉疆域之东,有一名为“东赵”的诸侯国,其疆域囊括朝鲜半岛及扶桑诸岛。高祖分封天下时,将此东海之滨化外之地,赐予功勋卓着的赵国宗室赵云龙,以期屏藩东域。传至文王赵桓,已历三世。
文王赵桓,是一位颇具远见与开拓精神的君主。他深受先秦时期齐地“鱼盐之利”与燕、赵冒险精神的影响,坚信海洋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在位期间,他大力推行“开海策”,鼓励臣民建造更大、更坚固的海船,组建了一支堪与陆上骑兵媲强的“沧澜舰队”。他颁布法令:“凡造大船入海,探新岛、通商路者,赏爵位,免赋税。”一时间,乐浪(今平壤附近)、儋耳(虚构的九州岛重要港口)等港口桅杆如林,帆影蔽日。
来自中原的工匠带来了先进的冶铁、造船技术,与当地文明融合,使得东赵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船队不仅往来于朝鲜半岛与扶桑诸岛之间,更向北探索鲸岛(库页岛,又称“鬼岛”据说位置会移动,乃一巨鲸化形,醒三年,睡三千年云云),向南则抵达了琉球群岛(当时称“流虬”),带回了珍珠、玳瑁、异香木材以及关于更南方“裸国”(可能指南洋)的传说。文王在儋耳设立“海事监”,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绘制海图、记录风土人情。东赵的国力在海洋贸易的滋养下迅速增长,丝绸、瓷器、青铜器经由海路换回大量黄金、珍宝,国库充盈,文化也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盛景。文王常对臣子言:“陆地有尽,而海洋无涯。固守封疆是为下策,扬帆万里方得生机。”
然而,这片欣欣向荣之下,也潜藏着隐忧。大力开发海疆,不可避免地相对忽视了陆上武备,尤其是针对西方强邻——大汉的防御。同时,大量资源向沿海倾斜,引起了内陆贵族的不满。但文王的威望足以压制这一切,东赵依旧在他的引领下,坚定地走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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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假年,雄心勃勃的文王赵桓在一次巡视海疆时染病,不久便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握着太子赵睿(即后来的景王)的手,叮嘱道:“儿啊,海洋……乃我东赵命脉……万不可弃……”
然而,年轻的赵睿,其志趣与父王截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深宫,陪伴他的不是海图的波澜壮阔,而是太傅孔孝儒所授的儒家经典。
孔孝儒,乃鲁地迁来的大儒之后,学问渊博,却思想保守,坚信“仁政王道在于内修德政,外夷自服”,视开拓海洋为“舍本逐末,与民争利”的苛政,认为强大的武力尤其是“霸道”残余。
在孔孝儒的悉心教导下,赵睿对《诗》、《书》、《礼》、《易》倒背如流,心中充满了对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的向往。他登基后,尊孔孝儒为相父,言听计从。
景王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便是“罢海事,兴文教”。他以“耗费民力,滋长奇技淫巧”为由,大幅削减了对造船业和远航的资助。
“沧澜舰队”的维护经费被压缩,富有经验的水手和航海家被迫转业。儋耳的“海事监”形同虚设,海图蒙尘。
取而代之的是,景王在国都大兴土木,修建宏大的太学与明堂,祭祀孔子,推崇《春秋》大一统思想。
他要求贵族子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方可入仕,并将大量国库收入用于举办繁复的礼乐仪式。对于内陆贵族的土地兼并,他试图以儒家“仁政”进行温和劝诫,收效甚微,反而使得贵族势力坐大。
这套“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很快带来了恶果。沿海地区经济凋敝,昔日繁华的港口日渐萧条。曾经依赖海洋贸易为生的百姓生计无着,怨声载道。而陆军的建设也因资源被礼制工程挤占而停滞不前。
以大将军卫满(借用历史人物名,实为虚构云云)为首的武将集团多次上书,请求恢复武备,警惕西方,均被景王以“修德以来远人,何必穷兵黩武”驳回。
孔孝儒更是斥责卫满等武将是“桀纣之臣”,不懂圣王之道。东赵的国力,在短短数年间,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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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赵景王沉溺于复古文治之时,西方的大汉帝国,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的统治下,正处在武力扩张的巅峰。
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打通河西走廊;张骞凿空西域,使者商旅不绝于道;南平百越,北收河套,汉军的兵锋似乎无坚不摧。
汉武帝的目光,早已投向了东方那片名义上臣服,实则自成体系的东赵。东赵的富庶,尤其是传闻中的海上利益,让志在“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的武帝心动。
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一个不受完全控制的强大诸侯国存在于帝国的东方边缘。恰在此时,东赵景王“偃武修文”的情报传来,让汉武帝看到了机会。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借用真实历史纪年),汉武帝以“东赵阴蓄甲兵,交通外夷,图谋不轨”为名,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数万楼船之士(水军)及数万陆军,跨海、越辽东,水陆并进,大举征讨东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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