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卫 第440章 “土皇帝”

证据初步收集齐全后，王远不再犹豫，立刻升堂。

他深知，必须速战速决，不给对方反应和运作的时间。

公堂之上，衙役肃立，气氛森严。

赵半城被传唤到堂，他依旧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身后还跟着两名聘请的讼师。

“王大人，不知传唤小民何事？若是为税赋之事，小民正在筹措，何至于此？” 赵半城故作镇定。

王远不与他废话，直接让 陈实 宣读诉状，并传唤人证、出示物证。

当那名老农涕泪交下地陈述赵家如何通债，那名残废地主展示伤痕和地契，尤其是当那本暗账被呈上公堂时，赵半城的脸色终于变了。

“污蔑！这是**裸的污蔑！” 赵半城跳了起来，指着王远，“王远！你为了政绩，罗织罪名，构陷良善！

我要上告！我要去南京，去北京告你！”

王远猛地一拍惊堂木，声震屋瓦：“大胆赵文昌（赵半城本名）！人证物证俱在，岂容你狡辩！

你横行乡里，强占民田，盘剥百姓，贿赂胥吏，逃避国课，如今更是公然抗税，煽动闹事！

条条桩桩，皆触犯《大明律》！来啊，摘去他的方巾，打入大牢，听候判决！”

衙役如狼似虎地上前，不顾赵半城的咆哮和挣扎，将其官帽（生员或捐纳的虚衔）摘下，套上枷锁，拖了下去。

那两名讼师见势不妙，也不敢再多言

赵半城下狱后，其家人和盟友试图四处活动。

南京都察院那边果然来了信函，语气含糊地询问情况，试图施加压力。

地方上也有一些士绅联名为赵家说情。

但 王远顶住了压力。他将整理好的所有证据链，连同赵半城在公堂上咆哮辱骂官员的言行（被记录在案），一并详细呈报给 陆铮和史可法。

不久，陆铮的批示直接下达：“罪证确凿，依律严办，以儆效尤。

若有官绅为其说项，记录在册，一并查处。”史可法也来信，赞赏王远“不畏豪强，执法如山”。

有了顶头上司的全力支持，王远再无顾忌。

最终，赵半城数罪并罚，被判处抄没家产（除留给家属基本生活所需），本人流放三千里，遇赦不赦。

其家族势力在保宁府被连根拔起，以往与他勾结密切的几名胥吏也被革职查办。

赵家被查办，在保宁府乃至整个川北引起了巨大震动所有观望的豪强地主都清楚地看到了对抗新政的下场，纷纷变得配合起来，春税征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府库充盈，王远终于能放开手脚推行水利工程，补贴农具百姓们看到连赵半城这样的“土皇帝”都被扳倒。

对官府的敬畏和信任大增，以往敢怒不敢言的怨气也得到了疏解。

县衙内，经过此番洗礼，陈实等新派吏员威望大增，而如 王书办 这样的老吏则彻底收敛，办事更加规矩。王远恩威并施的局面彻底打开。

这场围绕赵半城的斗争，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执法行动，更是陆铮新政在基层与旧势力的一次决定**锋。它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新政在保宁府的统治基础，也为其他地区推行改革提供了范例和警示。

……

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知府王远的案头。赵半城案的喧嚣已然过去，府库因顺利征收的税款和抄没的逆产而变得充盈。

但王远脸上并无多少喜色，反而带着一丝更深沉的忧虑。

他召来了陈实和几位核心属官。

“赵半城虽已伏法，然此事绝非终点。” 王远声音平稳，却带着警示，“我等此番手段，看似雷霆万钧，实则也暴露了我等推行新政之决心，乃至…酷烈。

川陕之地，如赵半城这般盘踞地方者，绝非仅有。彼等此刻，想必已是风声鹤唳，兔死狐悲。”

陈实眉头微蹙：“府尊之意是，他们会联手对抗？”

“明面上或许不敢，” 王远端起茶杯，轻呷一口，“但暗地里的掣肘，只会更多。

他们会更小心地隐匿田产，会更狡猾地利用规则，甚至…会设法从内部腐蚀我们。”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尤其在几位老成属官脸上停留片刻。

刘推官沉吟道：“府尊所虑极是。经此一事，胥吏或可震慑，然地方士绅之心，恐更难争取。

以往尚可虚与委蛇，如今却是泾渭分明了。”

“故而，接下来，我等更需谨慎。” 王远放下茶杯，决断道，“一，新政推行力度不减，但方式需更注重‘法理’与‘证据’，减少授人以柄之处。

二，加大对吏员的监察，尤其是与地方士绅有旧者，严防内外勾结。三，陈实，”

“下官在！”

“你此番立功，本府会向督师府为你请功。但你锋芒过露，已成本地某些人的眼中钉。

从即日起，你暂调府衙，负责统筹各县新政文书往来及账目稽核，非必要，少下乡。”

陈实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王远不容置疑的眼神，最终抱拳：“属下遵命。”

王远此举，既是保护干才，也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地方势力，策略从“强攻”转向“稳守固本”。

赵半城倒台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保宁府乃至更远的乡间激荡起层层涟漪。

普通农户如 李老栓，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意和隐隐的希望。

“连赵半城都倒了…这世道，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了。”他扶着新买的犁头，对儿子李根生感叹。

以往被豪强欺压的怨气，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对官府推行的那一套“新政”，也多了一丝信任。

然而，在其他州县，那些家中田产不少、以往也与胥吏有些“往来”的中小地主和乡绅，则陷入了恐慌与算计。

他们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对抗新政，但却开始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比如将田产挂靠在功名在身的族人名下，或者更加隐蔽地贿赂吏员，打探官府动向。

茶楼酒肆间，士绅们的聚会也变得谨慎了许多，言辞间对“陆督师”和“王知府”多了几分敬畏，少了许多公开的抨击，但私下里的不满和担忧却在暗处滋长。

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暗流，开始在士绅阶层中悄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