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要案详情录 第58章 年香港伊丽莎白大厦双尸案

一、恐怖发现：水泥花槽中的两具男尸

1984年3月31日下午，香港铜锣湾伊利莎伯大厦A座26楼的住客林先生向警方报案，称隔壁房间的花槽有血水渗出，并且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林先生告诉警方，这股臭味已经困扰他们一家好几天了，最初以为是普通的垃圾腐烂气味，但随着时间推移，臭味越来越浓烈，令人难以忍受。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发现挂在窗边的白色毛巾竟然被染成了黑红色，这显然是血水所致。

接到报案后，香港警方迅速赶到现场。他们发现林先生家的花槽与隔壁A2室的花槽之间有一个小水渠连接，血水正是从那里渗透过来的。警方随即前往A2室查看，但敲门无人应答。通过联系房东叶小姐，警方得知该房间已在3月初租给了一名自称阿布都·卡利姆（Abdul Karim）的印尼华侨男子，租期为三个月。在获得房东同意后，警方使用备用钥匙进入了A2室。

进入房间后，警方发现屋内空无一人，陈设简单但整齐有序，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然而，当警方将注意力转向窗外的花槽时，发现了异常情况——这个长约2.5米、宽0.3米、深1米的花槽被人用水泥完全填平密封，这在普通住宅中是极不寻常的。更可疑的是，临近花槽的窗户框上还残留着血迹。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决定开凿被水泥密封的花槽以查明真相。由于花槽水泥坚硬，警方不得不请来专业建筑工人协助。在开凿过程中，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工人们意识到可能涉及尸体，一度拒绝继续工作。最终，在警方协调下，消防队员前来协助，耗时三个多小时才完全打开了花槽。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警方眼前：花槽内有两具高度腐烂的男尸，以"69式"头脚相反的方式叠放在一起。尸体被白色床单和毛巾包裹着，双手被铁链反绑，上面还加了一把铜锁，双脚则用毛巾缠绕。其中一具尸体口中含有四把钥匙，下面压着一把铁锤，警方怀疑这可能是凶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尸体下方还发现了两张绿色的符咒。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全香港的轰动，媒体纷纷报道，公众关注度极高，警方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香港警方迅速成立了由23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全力调查这起离奇的双尸案。

二、身份确认：新加坡金庄少东的香港之约

花槽双尸案发生后，首要任务是确认两名死者的身份。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无法通过面部特征进行辨认。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两名死者均为亚裔成年男性，颈部有明显的勒痕，身上有多处伤痕，且胃中含有安眠药成分。根据尸体腐烂程度，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在10至30天之间。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在花槽内发现了一张印有"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 谢顺丞"字样的名片，这成为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线索。通过这张名片，警方开始追查谢顺丞的身份，并很快发现他与新加坡着名珠宝商谢美兴（又名谢美卿）有关。谢美兴是新加坡金钻界老字号"百万金庄"珠宝行的创始人，拥有7家分行，生意扩展到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地。

谢美兴共有五子三女，其中大儿子谢顺发（32岁）和三儿子谢顺成（28岁，又名谢顺丞）是家族企业的重要支柱。谢顺发于1983年与缅甸籍华人结婚，岳父是当地航运界富商；谢顺成则以精明能干着称，负责家族业务的电脑化，并活跃于商界团体。两人经常出国洽谈生意，尤其是在香港和印尼等地有频繁的商业活动。

为了确认死者身份，香港警方派两名高级警官携带死者的指纹样本和牙齿X光片飞往新加坡。经过与谢家提供的资料比对，警方于4月4日正式确认两名死者正是谢顺发和谢顺成。这一消息震惊了新加坡商界，也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它涉及了跨国因素。

调查显示，谢氏兄弟于1984年2月28日从新加坡出发前往香港，入住尖沙咀帝苑酒店。他们在3月2日办理了退房手续，但此后行踪不明，直到尸体在花槽中被发现。谢家表示，兄弟俩此次前往香港是为了"办货"（进货），但具体业务细节并未详细说明。

更令人疑惑的是，在兄弟俩失踪期间，谢美兴曾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声称谢氏兄弟已被绑架，要求支付100万元赎金，并警告不得报警。谢美兴向警方透露，绑匪似乎对谢家情况了如指掌，包括他们家每辆车的车牌号。然而，关于绑架勒索的说法，香港和新加坡警方都表示没有收到正式报案，谢家也未公开证实或否认这一说法。

三、扑朔迷离：案件调查中的重重迷雾

3.1 神秘租客与可疑行踪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将注意力集中在A2室的神秘租客阿布都·卡利姆身上。据房东叶小姐介绍，卡利姆自称是印尼华侨，与另外两名印尼同乡一起来香港度假。他出手阔绰，一次性支付了高额租金，这在当时的香港高级住宅中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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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大案要案详情录请大家收藏：()大案要案详情录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大厦保安提供的信息显示，卡利姆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厦是3月20日，此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而另外两名印尼男子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不见踪影。这一时间点与法医推断的谢氏兄弟死亡时间（3月16日至20日之间）高度吻合。

大厦的其他住户也提供了重要线索。一位住在楼下的住户称，他曾听到楼上有敲击墙壁的声音，像是在进行某种施工。另一位住户则表示，在3月19日深夜，他听到A2室传出两名男子的呼救声和一名女子的惨叫声，女子似乎在喊："不要这样！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还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和一名外地女子搬运水泥进入大厦。

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阿布都·卡利姆及其两名印尼同伙很可能与谢氏兄弟的死亡有关。然而，当警方试图追查卡利姆的真实身份时，却发现他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虚假的——他使用的护照是伪造的，名字也是假的。在当时的香港，身份管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使用假身份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给警方的追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3.2 商业纠纷与债务谜团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谢氏兄弟的死亡可能与他们的商业活动有关。谢顺成在1982年创立了"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黄金期货买卖，业务扩展到香港和印尼。然而，1983年末，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停业，原因是有大客户炒黄金亏损后拒绝偿还债务，导致公司欠下至少600万新币的巨款。

更令人关注的是，有消息称谢氏兄弟曾与一位印尼大亨有过经济纠纷。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位大亨在谢氏兄弟的公司炒黄金亏损了2000多万美元，还欠下300万美元债务未还清。谢氏兄弟关闭公司后，曾多次向大亨追讨债务，而大亨则认为自己被谢氏兄弟欺骗，反过来要求他们赔偿。

这起纠纷曾进行过三次谈判：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印尼，最后一次在香港。最后一次谈判的地点正是香港，这与谢氏兄弟前往香港的行程相符。谈判最终不欢而散，此后谢氏兄弟便失去了联系。

警方推测，这起商业纠纷可能是导致谢氏兄弟遇害的动机。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一推测无法得到证实。此外，警方还调查了其他可能的动机，如谢氏兄弟在香港的其他商业活动、个人恩怨等，但都没有找到确凿证据。

3.3 跨国调查的重重障碍

由于案件涉及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三地，警方的调查面临着跨国合作的重重障碍。尽管香港警方多次请求新加坡和印尼警方提供协助，但由于当时缺乏引渡条例等司法协议，跨国调查进展缓慢。

在新加坡方面，警方的态度相当谨慎。他们以案件不发生在本地为由，不愿发表过多意见。香港警方曾怀疑新加坡有人参与此案，他们可能里应外合掌握谢氏兄弟的行踪，然后将其引入"死亡圈套"。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勒索电话中的信息显示绑匪对谢家情况了如指掌，非新加坡本地人士难以做到。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香港警方调查了从香港打到新加坡的电话记录，发现从案发地A2室曾拨打过10通电话到新加坡，时间都在3月3日之后。然而，关于这些电话的具体内容和通话对象，香港和新加坡警方都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在印尼方面，调查同样困难重重。由于阿布都·卡利姆的身份是假的，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追查他的真实身份和下落。此外，印尼警方的配合度也不高，这使得案件调查陷入僵局。

四、警方努力：全方位调查与持续追踪

4.1 专案组的成立与调查措施

面对这起复杂的跨国凶杀案，香港警方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首先，他们成立了由23人组成的专案小组，由港岛总区罪案调查组第一队队长陈兆年担任负责人。专案组迅速展开工作，对案件进行了全方位调查。

专案组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收集了所有可能的物证，包括铁链、铜锁、铁锤、符咒等。技术人员对这些物证进行了仔细分析，试图从中找到凶手的线索。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未能从这些物品上提取到有效的指纹或其他生物证据。

警方还对伊利莎伯大厦的所有住户进行了走访调查，询问他们是否看到或听到任何可疑情况。据统计，专案组共询问了近200名住户，收集了大量线索。此外，警方还调查了大厦的安保系统，查看了闭路电视记录（尽管当时的监控技术不如现在先进），试图找到谢氏兄弟或可疑人员的进出记录。

为了确认谢氏兄弟在香港的行踪，警方还调查了他们在帝苑酒店的住宿记录、电话记录、消费记录等。这些调查显示，谢氏兄弟在香港期间曾与多名人士会面，其中包括一名珠宝商。据这位珠宝商透露，他原定于4月1日与谢氏兄弟见面，但未能联系上他们，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花槽双尸案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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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大案要案详情录请大家收藏：()大案要案详情录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4.2 跨国合作与证据收集

由于案件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警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专案组派高级警官前往新加坡和印尼，与当地警方进行协调。在新加坡，警方对谢氏家族、兄弟俩的商业伙伴、朋友等进行了秘密调查，收集了大量背景资料。

香港警方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请求协助追查阿布都·卡利姆和另外两名印尼男子的下落。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如现在完善，这一努力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证据收集方面，警方重点关注了谢氏兄弟的商业活动和财务状况。他们调查了"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的财务记录、交易往来等，试图找到与案件有关的线索。警方还调查了谢氏兄弟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和资金流动情况，查看是否有异常交易。

此外，警方还对谢氏兄弟的个人物品进行了分析，包括他们留在帝苑酒店的行李、随身携带的文件等。这些物品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线索，但警方发现了一些商业文件和联系方式，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方向。

4.3 技术侦查与专家会诊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意识到需要借助专业技术和专家意见来破解案件谜团。专案组多次组织专家会诊，邀请香港和国际知名的法医、痕迹专家、犯罪心理学家等参与案件分析。

在法医方面，专家们对尸体进行了详细检验，试图确定准确的死因和死亡时间。他们发现，虽然尸体表面有多处伤痕，但真正的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的窒息。安眠药的存在表明，受害者可能是在失去反抗能力后被杀害的。

在物证分析方面，专家们对铁链、铜锁、铁锤等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试图确定它们的来源和用途。然而，由于这些都是普通物品，难以追踪到具体的购买者或使用者。

警方还利用当时先进的电话追踪技术，试图追查神秘绑架电话的来源。然而，由于当时的电话技术有限，加上绑匪可能使用了公共电话或其他手段掩盖身份，这一努力未能取得成功。

4.4 持续追踪与未解之谜

尽管专案组付出了巨大努力，案件调查仍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直接证据指向凶手。所有线索都指向阿布都·卡利姆和他的两名印尼同伙，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下落始终无法确定。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专案组负责人陈兆年警督的汽车在警察局车库内被安装了炸弹。这一事件引起了警方高层的高度重视，认为有人试图阻挠案件调查。然而，调查人员未能找到安装炸弹的嫌疑人，也无法确定这一事件与花槽双尸案是否有直接关联。

随着时间推移，案件调查逐渐陷入僵局。尽管警方从未正式宣布放弃调查，但由于缺乏新的线索和证据，调查工作逐渐放缓。多年来，香港警方一直将此案列为悬案，定期进行回顾和重新评估，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五、未解之谜：花槽双尸案为何未能破案

5.1 证据不足与技术限制

花槽双尸案未能破案的首要原因是证据不足。尽管警方进行了全面调查，但始终未能找到直接指向凶手的关键证据。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明显的指纹、DNA或其他生物证据，这使得警方无法通过传统的物证分析锁定嫌疑人。

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的香港，法医技术和刑侦手段远不如现在先进。例如，DNA分析技术尚未普及，指纹识别技术也不够完善，这使得警方难以从有限的物证中提取有效的信息。

此外，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法医无法准确确定死亡时间和具体死因。虽然可以确定是机械性窒息死亡，但无法确定具体的作案手法和过程。这使得警方在构建案件过程时面临很大困难。

5.2 嫌疑人身份造假与跨国追踪困难

案件未能破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嫌疑人身份造假。阿布都·卡利姆使用的是假名字和假护照，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追查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的香港，身份管制相对宽松，使用假身份并不罕见，这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此外，案件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国追踪面临重重障碍。尽管香港警方与新加坡和印尼警方进行了合作，但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国际司法协作机制，加上各国法律和执法体系的差异，合作效果有限。

特别是在印尼方面，由于当地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香港警方的调查受到了很大限制。印尼政府对案件的态度不明确，提供的协助也有限，这使得警方难以深入调查嫌疑人的背景和行踪。

5.3 缺乏目击证人与关键线索

花槽双尸案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尽管有多名住户听到A2室传出异常声音，但没有人亲眼看到凶手作案或处理尸体的过程。这使得警方无法获得关于凶手外貌、行为等关键信息，难以构建有效的嫌疑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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