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録 第159章 垃圾场下的罪恶：1999年呼和浩特连环奸杀案侦破记

1999年的呼和浩特，春寒料峭。东郊的垃圾场像一头巨大的灰色怪兽，吞噬着城市的废弃物，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3月9号这天，天刚蒙蒙亮，刘满平就裹紧了打满补丁的棉袄，佝偻着腰钻进了这片恶臭熏天的废墟。他是郊区的农民，捡破烂是家里重要的生计来源，只要能换钱的塑料瓶、废铁、旧纸壳，在他眼里都是宝贝。

垃圾场里弥漫着腐臭与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脚下的垃圾松软湿滑，稍不留意就会陷进去。刘满平拿着自制的铁钩，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翻找着。当他走到南侧一处相对偏僻的垃圾点时，铁钩突然勾到了一截软硬适中的东西，不像常见的废弃物。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别人丢弃的旧衣物，厚实点的旧衣服能拆了当抹布，也是笔小收入。

他蹲下身，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拨开表面的塑料袋和烂菜叶，越拨心越沉。那东西带着一种异样的质感，不是布料，反而像……皮肤。刘满平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他颤抖着扒开最后一层垃圾，眼前的景象让他“嗷”地一声瘫坐在地上。

那是一截人的小腿，穿着沾着污渍的毛裤，肤色在灰暗的垃圾场里显得格外惨白。

冷汗顺着刘满平的额头往下淌，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垃圾场，连捡来的半袋塑料瓶都扔在了原地。路边晨练的老人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连忙上前询问，听清原委后，赶紧帮他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里，刘满平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警察同志……东郊垃圾场……有死人！”

当天上午8点，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郊区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就带着勘查设备赶到了现场。蓝色的警戒带迅速将垃圾场南侧圈起，挡住了闻讯赶来的围观群众，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冷风卷着沙尘吹过，侦查员们都裹紧了警服，却没人敢有丝毫松懈，在这样的现场，任何微小的痕迹都可能是揭开真相的钥匙。

法医老周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拨开覆盖在死者身上的垃圾。他戴着厚厚的乳胶手套，指尖的触感透过手套传来，每一次触碰都格外谨慎。“死者为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尸僵已经形成，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48到72小时之间。”老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头部套着两层黑色塑料袋，袋口有轻微勒痕，颈部皮肤完整，没有扼颈痕迹。”

侦查员小李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现场照片，快门声在寂静的垃圾场里格外突兀。他注意到死者的姿势很不自然：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垃圾堆中，双手被一根透明的塑料绳反绑在背后，绳结打得很紧，边缘还残留着几根纤维。“周法医，你看这个绳结，像是专业捆绑的手法吗？”小李指着绳结问道。

老周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不像，更像是情急之下胡乱捆的，但力度很大，应该是男性所为。”他又翻了翻死者的衣物，上身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花衬衫，领口敞开，里面没有穿内衣；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毛裤，裤脚沾着泥点，脚上没有穿鞋。“你们注意她的妆容。”老周示意众人，“染着棕红色的头发，纹了挑眉，口红是正红色，指甲上还涂着剥落的蔻丹。”

刑侦支队副队长张建军皱起了眉头。他从警十几年，破过不少命案，对90年代呼和浩特的社会风气很了解。“这个打扮在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咱们这儿，普通上班族或者家庭妇女很少这么化妆。”他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的手指，“手指纤细，没有老茧，不像是干体力活的。”

“会不会是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年轻侦查员小王插话道，“我之前在红旗街走访过，那边歌厅的小姐很多都这么打扮。”

张建军点了点头：“有这个可能。通知下去，兵分两路，一路去全市各大宾馆、饭店、歌厅、舞厅摸排，重点查失踪的服务行业女性；另一路去户政部门调取近期失踪人口信息，尤其是符合这个年龄段和体貌特征的。”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把死者的特征整理出来，发协查通报，让各分局都动起来。”

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中午，技术人员提取了捆绑死者的塑料绳、头部的塑料袋以及死者指甲缝里的微量残留物，装在证物袋里密封好。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盖上白布，送往殡仪馆进行进一步尸检。刘满平站在警戒带外，看着这一幕，脸色依然苍白，嘴里反复念叨着：“造孽啊，真是造孽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民警们几乎跑遍了呼和浩特市所有的娱乐场所，发放了上千份协查通报，却始终没有找到与死者身份相符的失踪人口。歌厅、舞厅的老板和小姐们都很警惕，要么说不清楚，要么干脆闭门不见。张建军每天都泡在专案组，对着死者的照片和勘查报告发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

转机出现在1999年4月6号。那天下午，回民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西菜园派出所打来的，说有群众反映，当地一家歌厅的女老板高颖已经失踪四个月了，至今下落不明。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高颖？”刑警直属中队队长李建国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把详细情况说清楚。”

电话那头，派出所民警介绍道：“高颖32岁，离婚，之前在西菜园开了家歌厅，后来承包出去了。她前夫曹某去年11月刚从监狱出来，因为吸毒判的刑。据高颖母亲说，高颖是去年12月7号晚上出去的，之后就没回来，手机充电器和化妆品都留在家里了。”

李建国立刻意识到这个线索不简单。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而高颖的失踪时间与309案死者的死亡时间有重叠的可能。他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领导当即拍板：“立刻调查，确认高颖是否与309案有关。”

当晚，李建国带着中队的8名队员，兵分四路，开始走访高颖的亲友。春夜的呼和浩特依然寒冷，队员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脸上都冻得通红。他们先找到了高颖的母亲，老太太一说起女儿，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12月7号那天，孩子要上学，她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走了，临走前还跟我说，要跟曹某谈谈。”老太太抹着眼泪，领着民警走进高颖的房间，“你看，她的化妆品包还在这儿，手机充电器也没带，哪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梳妆台上摆着一套当时很稀罕的进口化妆品，旁边放着一个小巧的手机，在1998年，能用上手机的人并不多，足以看出高颖的经济条件不错。李建国拿起那个手机充电器，又翻看了高颖的衣物，心里有了初步判断：高颖的穿着打扮偏向知性，与309案死者的浓妆艳抹差别很大。

为了确认，队员们又连续走访了高颖的26位亲友，包括她的前夫曹某、歌厅的承包人王某以及她的同学朋友。所有人的说法都一致：高颖性格开朗，做事干练，平时很少化妆，更不会染头发、纹眉毛。“她总说，做生意靠的是信誉，不是脸蛋子。”歌厅承包人王某回忆道。

线索似乎又断了。高颖不是309案的死者，但她的失踪同样蹊跷，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失踪。”在中队的临时会议上，李建国敲着桌子说，“种种迹象表明，高颖很可能已经被害了。现在，我们要同时查两起案子。”

4月7号晚上8点，分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分局领导和刑警队的骨干都坐在这里，分析高颖案的线索。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侦查，嫌疑目标逐渐集中到了两个人身上：高颖的前夫曹某，以及出租车司机徐红林。

“曹某的嫌疑很大。”年轻民警小张汇报说，“他去年11月刑满释放，高颖说要跟他谈复合的事，但如果谈不拢，很可能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查到高颖最后一次接到的电话，就是曹某在朋友家打的，时间是12月7号晚上8点41分。”

“徐红林也不能排除。”李建国补充道，“据高颖的朋友说，曹某坐牢期间，徐红林经常去找高颖，两人来往密切。徐红林也是离婚的，对高颖似乎有想法。有邻居反映，12月7号夜里，听到徐红林家里有女人吵架的声音。”

会议决定，先传唤曹某和徐红林。4月8号一大早，队员们就找到了曹某。曹某看起来很憔悴，得知高颖失踪后，他的反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漠。“我12月7号确实给她打过电话，想约她谈谈孩子的事，但她跟我说有事，没见面。”曹某抽着烟，眼神躲闪，“我出狱后就找了份临时工，晚上都在宿舍住，有人能作证。”

队员们立刻去核实曹某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发现他说的是实话，12月7号晚上，曹某确实在工厂宿舍，和工友们一起打牌到深夜。曹某的嫌疑被排除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徐红林身上。

4月8号下午6点，徐红林被传唤到刑警队。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镇定。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和高颖关系密切。“我们是朋友，她开歌厅的时候，我经常去捧场。”徐红林跷着二郎腿，语气轻松，“她没出事，就是去山西大同卖保健品了，她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了。”

“哦？哪些朋友跟你说的？”李建国不动声色地问道。

徐红林报出了六个名字，都是高颖的熟人。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核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六个人都表示，从来没跟徐红林说过这话，反而都是听徐红林自己说的。“他上个月还跟我说，高颖在大同赚了不少钱，让我也过去试试。”高颖的一个闺蜜气愤地说。

徐红林在撒谎。这个发现让队员们精神一振。他们立刻调取了高颖的传呼记录，90年代，传呼机还是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结果发现，12月7号晚上8点38分，有一个署名叫“徐”的人呼过高颖，留言是“速回电”。

“这个‘徐’，十有**就是徐红林。”李建国拍板，“第二次传唤，这次要抓住他的破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4月9号下午2点，徐红林再次坐在了审讯室里。这次，审讯室的灯光格外亮，直射着他的脸，让他有些睁不开眼。李建国坐在他对面，把传呼记录和证人证言放在桌子上，推到他面前。“徐红林，说说吧，为什么要撒谎？12月7号晚上，你到底跟高颖在一起做什么？”

徐红林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拿起桌上的水杯，手却有些颤抖。“我……我就是随口一说，怕别人担心。”

“随口一说？”李建国提高了声音，“你呼了高颖，约她见面，然后她就失踪了，这也是随口一说？”

审讯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队员们轮番上阵，从传呼记录问到邻居的证言，从他和高颖的关系问到12月7号的行踪。徐红林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的回答越来越混乱，漏洞百出。两个多小时后，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我说……我全都交代。”

1998年12月7号晚上，徐红林给高颖打了传呼，约她到文化宫街的一家饭馆吃夜宵。高颖当时正好送完孩子，没什么事，就答应了。两人在饭馆里喝了点酒，聊起了近况。徐红林说想和高颖正式交往，高颖却表示，自己还在考虑和曹某的关系，暂时不想谈感情。

吃完夜宵，徐红林开着出租车，把高颖拉到了自己的住处。“当时我一时冲动，就对她动手动脚的，她没怎么反抗，我们就发生了关系。”徐红林低着头，声音含糊，“之后，她说要去大同卖保健品，我不同意，说那地方乱，她一个女人去不安全。”

两人为此吵了起来，越吵越凶。高颖说徐红林管得太宽，徐红林说高颖不把他放在眼里。争吵很快升级为厮打，徐红林推了高颖一把，高颖没站稳，撞到了门框上，眼皮被擦破了，流了点血。

“她平时特别爱美，看到自己眼皮破了，一下子就疯了。”徐红林的声音开始颤抖，“她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说要杀了我。我当时也急了，从地上抄起一把斧头，就追了出去。”

混乱中，徐红林左手抓住了高颖拿刀的右手，右手举起斧头，朝着她的左太阳穴狠狠砸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高颖当场倒地。徐红林看到她的手还在动，害怕她没死透，就把床上的袜子和短裤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她不再动弹。

杀了人的徐红林吓得魂飞魄散，他坐在沙发上，盯着地上的尸体，一夜没合眼。直到12月9号凌晨2点，他才用两个塑料袋套住高颖的头，把尸体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拉到东郊垃圾场，挖了个坑埋了。“我以为那地方没人去，不会被发现……”徐红林的声音带着哭腔。

4月9号下午4点，根据徐红林的供述和指认，李建国带着队员们赶到了东郊垃圾场。这里和309案发现场相隔不远，依然是恶臭熏天。徐红林站在一堆垃圾旁，指着一个土坡说：“就埋在这儿。”

队员们立刻拿起铁锹开始挖掘。土壤很松软，挖了不到半米，就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找到了！”有人喊了一声。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围了过来。李建国示意小心挖掘，当塑料袋被打开时，里面果然是高颖的尸体。

就在大家准备将尸体抬出来的时候，负责挖掘的民警突然“咦”了一声：“这里还有东西！”他用铁锹拨开旁边的泥土，又一个塑料袋露了出来，形状和高颖的尸体包裹一模一样。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徐红林脸色煞白，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李建国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他掏出手机，拨通了分局领导的电话：“局长，情况有变，这里又挖出一具女尸！”

当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都亲临现场。法医对两具尸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发现死者都是女性，头部都套着塑料袋，捆绑方式也与309案死者相似，抛尸地点也在同一区域。“这绝对是系列案件，合并侦查！”局长当场拍板。

第三次审讯徐红林的工作异常艰难。他知道，承认杀了一个人是死，承认杀了三个人也是死，但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拒不承认另外两具女尸与自己有关。“我只杀了高颖，那两具尸体我不知道是谁埋的！”徐红林梗着脖子，眼神凶狠。

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从傍晚一直到凌晨，徐红林始终顽抗。分局领导决定：“搜查他的家！我就不信找不到证据！”

4月10号一大早，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侦查人员来到了徐红林的住处。这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平房，院子里堆着一些杂物，屋里收拾得还算整洁，但空气中隐约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外屋的碗橱里，队员们找到了两块女士手表，一个银色的BP机，还有一个绣着花纹的女士皮包。里屋的衣柜里，藏着一套女士皮衣、一条牛仔裤和一双红色的女皮鞋；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三枚金戒指和两个BP机。“这些东西都不是高颖的。”跟着来指认的高颖母亲说。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最关键的发现来自床底下。队员们在床腿旁边的地面上，发现了几处已经干涸的血迹，颜色呈暗红色，还有几根棕色的长发。“立刻提取，送法医鉴定！”李建国命令道。

法医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血迹和毛发样本。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现场提取的6份血样都是人血，血型分别是A型、B型和O型。

很明显，这是三个人的血迹。

这个发现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徐红林家里有三个不同女性的血迹，加上垃圾场发现的三具女尸，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队员们立刻对搜查到的BP机展开调查，其中一台BP机的背面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本机号码。通过传呼台查询，机主名叫王丽，是红旗街忘情歌厅的小姐。

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忘情歌厅走访。歌厅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得知王丽可能遇害后，显得有些紧张。“她是去年11月来的，长得挺漂亮，生意不错。”老板回忆道，“过了圣诞节就没再来上班，临走那天下午，她还来歌厅放了个包，里面有卫生巾和化妆品。”

队员们找到了王丽的房东陈老太太。老太太今年60多岁，说起王丽，一脸嫌弃：“这姑娘不学好，天天晚上有男人来找她，吵得我睡不着觉。”她领着队员们来到王丽租住的房间，里面的东西还在，一张床上堆着衣物，桌子上放着一本机动车辆驾驶证。

驾驶证是巴盟临河市车管所填发的，上面有王丽的照片和家庭住址。队员们顺着这个线索，找到了王丽的姐姐，又通过姐姐找到了王丽的母亲张妙芳。当张妙芳看到从垃圾场提取的衣物时，当场哭晕过去，那正是王丽失踪前穿的衣服。4月9号挖出的第二具女尸，确认是王丽。

现在，只剩下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了。队员们再次梳理从徐红林家搜出的物品，发现还有一台BP机的机主无法确定。“给这台BP机换上新电池，说不定有人会呼她。”李建国提议道。

4月12号晚上，那台沉寂已久的BP机突然“滴滴”响了起来。中队长大王赶紧回拨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焦急：“喂，小妹吗？你在哪呢？妈都快急疯了！”

大王心里一喜，连忙说：“您好，我们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您妹妹是不是叫孙秀玲？她出了点事，麻烦您来一趟分局。”

电话那头的男人愣了一下，随即哭了起来。他是孙秀玲的哥哥孙某，孙秀玲从2月下旬失踪后，家里人一直在找她。通过孙某的辨认，309案的死者正是孙秀玲。

至此，三起女尸案的死者身份都已确认，而徐红林就是这三起案件的真凶。在铁证面前，徐红林终于崩溃了，供述了杀害王丽和孙秀玲的经过。

1998年12月27号晚上8点，徐红林开着出租车路过车站红旗街西门，看到王丽一个人在等车。“我以前在歌厅见过她，知道她是小姐。”徐红林供述道，“我就停下车，问她要不要出去玩，她一口就答应了。”

两人回到徐红林的住处，发生性关系后，王丽向他要1000块钱。“我说太贵了，给200，她不同意，说不给就找人来闹。”徐红林说，“我当时就火了，假装说加100，再做一次，她答应了。趁她不注意，我用塑料绳把她的手绑在背后，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掐死了。”

杀害王丽后，徐红林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尸体，连夜埋到了东郊垃圾场，距离高颖的尸体不远。

1999年2月20号，正月初五，徐红林路过呼和浩特市招待所门前，被孙秀玲拦住了车。“她问我要不要找乐子，说过年便宜，50块钱一次。”徐红林说，“我跟她讨价还价，最后30块钱成交。”

完事之后，孙秀玲却反悔了，非要60块钱，还说不给就喊人。“我当时刚杀了两个人，心里本来就慌，她一闹，我就没控制住，用同样的方法把她杀了，埋在了垃圾场的另一处。”徐红林低着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案件告破后，专案组的民警们却没有丝毫轻松。李建国在总结会上说：“这案子有太多遗憾了。如果高颖的家人早点报警，也许王丽和孙秀玲就不会死。”

高颖失踪后，她的家人一直在私下寻找，大哥找遍了亲友同学，二哥听到传闻后跑去曹某家找人，还去电信局查过通话记录，却唯独没有报警。“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怕高颖的事情传出去不好听。”李建国叹了口气，“结果耽误了最佳的侦查时间。”

王丽的房东陈老太太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明知王丽从事色情交易，却从未向有关部门反映；王丽失踪三个多月，她不仅不报警，还因为王丽欠了房租，扣押了她的遗物，阻碍警方调查。“最后还是我们跟她说，妨碍侦查要拘留，她才把东西交出来。”小王气愤地说。

这起连环奸杀案，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卖淫嫖娼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那些从事色情交易的女性，往往将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徐红林之所以能接连得手，就是因为这些女性警惕性不高，轻易相信陌生人，独自前往对方的住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张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卖淫者还是嫖娼者，都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一时的冲动和放纵，可能换来的就是生命的代价。”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