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的省委党校,梧桐树的新叶已经舒展,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李泽岚坐在图书馆的靠窗位置,面前摊着结业论文的初稿,笔尖却迟迟没有落下——他刚挂了苏晴的电话,两人商量着把原定5月1日的婚礼推迟,等他党校结业后再办。
“没关系,学习要紧,婚礼晚一点办也挺好,正好能把你在党校学到的东西,都用到咱们青石乡的日子里。”苏晴在电话里的声音温柔又坚定,可李泽岚挂了电话,心里还是有些愧疚。他看着窗外党校操场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牌,想起自己大学时入党的场景——那时他在农大读农业经济专业,看着村里的老党员带头修水渠、帮农户卖粮食,心里满是敬佩,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党旗下宣誓时,他说“要把论文写在田野上,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
可这几年在基层忙碌,他似乎渐渐忘了那份初心的“纯粹”——之前满脑子都是怎么把薯条厂做大、怎么打开销路,甚至为了赶订单,错过了和苏晴约定好的周末见面。“这次推迟婚礼,或许也是个提醒,让我重新想想‘党员’这两个字的分量。”李泽岚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合上本子,起身走向教室——下午有场“乡村振兴辩论赛”,他是正方一辩,辩题是“党建引领与市场驱动,哪个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
辩论赛的现场座无虚席,双方队员穿着整齐的正装,眼神里透着认真。反方一辩是来自省商务厅的年轻干部,一开口就直击要害:“市场是产业的生命线,没有市场需求,党建引领得再好,也只是‘自拉自唱’。就像有的村子,党员带头种果树,可没考虑市场销路,最后果子烂在地里,反而让农户对党组织失去信任。”
台下传来一阵小声的议论,李泽岚深吸一口气,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我方认为,党建引领才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我在青石乡办薯条厂时,曾面临南方食品集团的压价,他们想让我们做代加工,利润被压到连种薯成本都覆盖不了。是薯条厂的8名党员带头拒绝,组织农户搞直播、跑小渠道,才守住了产业的‘根’。这说明,党组织能给农户‘定心丸’,让他们在市场诱惑面前不迷失方向。”
他顿了顿,想起自己大学时学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理论,继续说道:“其次,乡村产业的主体是小农户,他们分散、抗风险能力弱,就像一盘散沙。而党组织就是‘黏合剂’——我们村通过‘党员责任田’,让每名党员对接5户农户,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把‘散沙’聚成‘拳头’。这不是干预市场,而是帮农户更好地适应市场。最后,市场追求短期利益,而乡村产业需要长期规划。我们计划建土豆泥车间、搞薯条文化节,这些都需要党组织牵头争取政策、对接资源,要是只靠市场驱动,农户早就被短期利润‘带偏’了。”
李泽岚的发言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自由辩论环节,反方提到“有的党组织大包大揽,反而抑制了市场活力”,他立刻回应:“党建引领不是‘包办代替’,而是‘搭台铺路’。我们薯条厂的销售交给专业团队,党员只负责质量监督和农户协调,这就是‘党建掌舵、市场划桨’,两者相辅相成。”
辩论赛结束时,班主任张老师点评道:“李泽岚同志的发言,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关键在于他抓住了‘党建引领’的核心——不是为了‘引领’而‘引领’,而是为了让小农户在市场中站得住、能受益。这正是我们党员干部要有的‘初心思维’。”
走下台时,王建军拍着他的肩说:“你刚才提到大学入党的事,一下子就把辩题的‘根’说透了!我以前总觉得党建是‘虚活’,现在才明白,党建是帮老百姓扛事的‘实招’。”李泽岚笑了笑,心里却有些触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党建的理解,还停留在“完成任务”的层面,而党校的学习,正在让他重新找回入党时的那份纯粹。
五一假期前,党校组织了“红色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地是金寨县革命老区。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指着一张泛黄的党员登记表说:“这是一位叫方明的老党员,他带着村民在山里种茶叶,抗战时把茶叶卖给商人,换钱买粮食支援前线,解放后又带领村民搞合作社,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让党组织放心。”
李泽岚站在登记表前,久久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大学时的入党志愿书,上面写着“为乡村振兴奋斗终身”,可真正到了基层,却有时会被眼前的困难困住——薯条卖不出去时,他曾想过“要不就接受代加工”;和张卫国闹矛盾时,他曾赌气“不管这摊子事了”。“比起革命先辈,我这点坚持算什么?”他在心里问自己,眼眶渐渐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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