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银行卡被李静用一块干净的布仔细包好,放进病房衣柜最底层,压在一叠换洗衣物下面。仿佛这样就能暂时隔绝它散发出的、令人不安的气息。但它的存在感,却比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更强烈,像一个沉默的幽灵,盘踞在病房的每一个角落,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陈远拒绝了任何镇静或助眠的药物。他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哪怕清醒意味着要更清晰地感受每一丝疼痛和恐惧。上午的康复训练,他完成得比平时更卖力,也更沉默。汗水湿透衣衫,嘴唇咬得发白,眼神却执拗得可怕。康复师提醒他注意强度,他只是点点头,动作却不停。仿佛只有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体力消耗,才能暂时麻痹精神上那根紧绷到极致的弦。
李静几乎寸步不离。她的目光像雷达,时刻扫描着陈远的每一个细微表情,捕捉着他每一次因疼痛而蹙起的眉头,每一次因走神而空洞的眼神。她去打开水时,会反复叮嘱小宝“看好爸爸和妹妹”,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回来。她开始下意识地清点病房里的物品,确认窗户的插销,检查门锁,甚至数一数药瓶里的药片。这是一种创伤后的强迫行为,源于对失控环境的极度不安。
王芳在外奔波。她动用了自己在这个城市积累多年、并不算丰厚但勉强可信的全部人脉资源。打听孙建国,打听“阿勇”,打听城东旧事,打听江大川近况。反馈回来的信息依旧如风中的蒲公英,看似有迹可循,一抓却又散了。孙建国像个影子,存在于一些人口中模糊的描述里,做过运输,搞过砂石,后来好像“上了岸”,做点不大不小的生意,具体做什么,说不清。和江大川?似乎有过交集,但没人能说清是合作还是从属,或者仅仅是认识。
“阿勇”这个名字,则更像一个传说。提到他的人,语气里往往带着一丝忌惮或鄙夷。“那小子,早些年跟着黑皮混的时候就是个狠角色,不要命。”“黑皮进去后,听说他替人看过场子,收过账,身上不干净。”“后来好像跟了个老板,具体是谁,嘴巴严,没人知道。” 所有的信息都指向“阿勇”与那个旧砂石团伙有关,与暴力有关,但具体的行踪、依附的对象,依然成谜。
至于江大川,传来的消息更加矛盾。一方面,他的麻烦似乎没完没了,那块地的争夺好像陷入了僵局,对手背景深厚;工地的整改要求严苛,损失巨大;甚至有小道消息说,税务方面可能要对他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但另一方面,又有风声说,江大川正在四处活动,试图打通关节,而且他似乎非常恼火,认为有人故意在整他,发誓要查出来。
这些碎片,无法拼凑出完整的图案,却勾勒出一个更加凶险的局面:水面之下,暗流汹涌,不止一股力量在搅动。陈远一家,恰好被卷入了漩涡的中心,或许还是某些人眼中可以用来搅动更大风浪的棋子。
下午,王芳将录音中不涉及核心威胁、但能体现孙建国施压和试图交易的部分内容,以极其谨慎和模糊的方式,向周警官做了“咨询”。她强调了对方提及“旧账”和“彻底忘记”,以及那种隐含的威胁语气。
周警官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王社工,我理解你们的担忧。这种‘协商’在纠纷中常见,但涉及到人身威胁和可能的隐匿证据,性质就不同了。这份录音是有价值的,但它本身……还不足以支撑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对方完全可以辩解是谈判策略。你们提到对方给了三天时间?我的建议是,如果对方再次接触,尤其是涉及具体威胁或交易细节,尽可能保留证据,并及时联系我们。另外,”他语气加重,“务必注意安全,不要单独行动,更不要轻易答应任何可能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条件。”
答复依旧是原则性的、程序化的。警方不可能因为一段模糊的录音和尚未发生的威胁就提前介入。保护是有限的,主动权,或者说,承受风险的主体,依然是陈远自己。
傍晚,陈远靠在床头,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李静给他削好的苹果,却一口没动。第一天过去了,毫无进展。银行卡像一块烧红的炭,在衣柜里沉默地灼烧。录音是他唯一的盾牌,却薄得像纸。警方的关注像远处的灯塔,看得见光,却照不亮脚下崎岖险恶的路。
“远哥,吃点吧。”李静低声劝道。
陈远摇摇头,将苹果放下。“静静,你说……如果我们真的签了,拿了钱,带着孩子,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能安稳吗?”
李静愣住了,眼圈瞬间红了。这是陈远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说出“签”的可能性。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能吗?她不知道。对方能轻易找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们,难道找不到逃到外地的他们?那张声明,那些要求“忘记”的旧账,会像永恒的诅咒,跟着他们一辈子。而且,陈远身上还背着“操作失误全责”的名声,以后怎么办?靠那十万块坐吃山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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