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这个数字,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铁块,狠狠砸在李静的头顶,将她刚刚因为医生临时处置而升起的一丝微弱希望,瞬间砸得粉碎,沉入无底深渊。她眼前阵阵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几乎站立不稳,只能死死抓住诊疗床冰凉的金属边缘,才没有瘫软下去。口袋里那不到三百块的零钞,此刻轻飘飘得像几片枯叶,毫无分量。
年轻医生(李静瞥见他胸牌上写着“赵铭”)看到她瞬间惨白的脸和几乎要崩溃的神情,眼中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快速处理完陈远的伤口,打好针,摘下沾了血污的手套,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职业性的沉重:“我能做的暂时只有这些。这针抗生素能顶几个小时,退烧针能让他舒服点。但他的肺炎和伤口感染都非常严重,必须住院系统治疗。你们……”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如果实在困难,可以去一楼大厅的‘便民服务中心’问问,那里有时候有社工或者志愿者,看能不能帮你们联系一下民政的临时救助或者慈善基金。但是,”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程序很慢,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额度也有限。你丈夫的情况,等不起。”
程序慢,等不起。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李静心上。她看着诊疗床上因为药物作用而暂时陷入昏睡、呼吸依然急促、脸色青灰的丈夫,又看了看蜷缩在墙角椅子上、抱着妹妹、惊恐地望着这一切的小宝。陈曦大概是哭累了,也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珠。
去问?怎么问?她连开口求助的力气和勇气,都仿佛被那“五千”的巨石压成了齑粉。在这座完全陌生、庞大而冷漠的城市医院里,她像一个误入迷宫、即将溺毙的蝼蚁。
“谢谢您,赵医生。”李静的声音干涩嘶哑,几乎不成调。她深深鞠了一躬,这是她此刻唯一能表达的感激。
赵医生摆了摆手,没说什么,只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陈远:“先在这观察半小时,看退烧针反应。半小时后如果体温能降一点,你们……再想办法吧。我还有其他病人。”说完,他转身匆匆离开了处置室。
处置室的门轻轻关上,将外界的嘈杂隔绝,只剩下医疗器械单调的嗡鸣和陈远粗重的呼吸声。狭小的空间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血腥和病气,令人窒息。
李静靠着墙,缓缓滑坐到冰冷的地板上,将脸埋进膝盖里。疲惫、绝望、恐惧、无助……像无数只冰冷的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扼住她的喉咙,撕扯她的心脏。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可以带着孩子们穿越黑夜,可以找到丈夫,可以面对任何困难。可现实总是能轻易击穿她薄弱的防御,将她抛入更深的绝境。
五千块。一个她眼下无论如何也变不出来的天文数字。卖血?她这虚弱的身体,恐怕血站都不要。乞讨?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重病的丈夫?且不说尊严,在这人来人往却各自匆忙的医院,能讨到多少?杯水车薪。去找工作?立刻能拿到钱的?根本不可能。
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陈远……那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她狠狠掐灭,浑身都因为恐惧而颤抖起来。不!绝不!
她猛地抬起头,胡乱抹去脸上的泪水和冷汗。不能坐以待毙!赵医生说了,还有“便民服务中心”,还有社工,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哪怕程序慢,哪怕希望渺茫,也必须去试一试!这是眼前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她强迫自己站起来,双腿还在发软。走到诊疗床边,摸了摸陈远的额头,似乎比刚才稍微凉了一点点,但依然烫手。退烧针开始起效了。她又看了看时间,才过去十几分钟。
不能等了。她必须趁陈远暂时稳定,自己还有一丝力气的时候,去试试看。
“小宝,”她走到儿子身边,蹲下身,“妈妈要出去一下,问问看有没有人能帮爸爸。你在这里陪着爸爸和妹妹,一步也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好不好?如果爸爸醒了要喝水,或者妹妹哭了,你就按这个铃。”她指了指床边墙上的呼叫铃,“记住,除了医生护士,任何人来都不要开门,也不要跟任何人走。”
小宝的脸色比刚才更加苍白,黑眼睛里充满了超越年龄的恐惧和不安,但他还是用力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哭腔:“妈妈,你快去快回,我害怕……”
“不怕,小宝是男子汉了,能保护爸爸和妹妹。”李静抱了抱儿子,在他冰凉的小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又将陈曦小心地放到小宝旁边的椅子上,用毯子盖好。
做完这些,她最后看了一眼昏睡的陈远,深吸一口气,拉开了处置室的门,走了出去。
医院大厅比刚才更加喧闹,人潮涌动,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心烦意乱的背景音。李静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她努力辨认着指示牌,找到了“便民服务中心”的位置——在大厅角落一个用玻璃隔出来的小隔间里。
里面坐着两个穿着志愿者马甲的中年妇女,正在给一个老人耐心解释着什么。李静在门外徘徊了一会儿,看着里面的人,又看了看自己身上脏污的衣服和憔悴的面容,一股强烈的自卑和胆怯涌上心头。她能想象自己开口后,对方可能投来的审视、怀疑甚至不耐烦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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