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第941章 高祖武皇帝八

三月癸未日，葛荣攻陷了北魏的沧州，抓住了刺史薛庆之，沧州的百姓死了十分之**。

乙酉日，北魏把孝明皇帝葬在定陵，庙号为肃宗。

尔朱荣和元天穆商量，觉得彭城武宣王元勰对国家有忠心和功劳，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一直以来名声都不错，就想立他为皇帝。于是，尔朱荣派侄子尔朱天光，还有亲信奚毅、家奴王相进入洛阳城，和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尔朱天光见到元子攸后，详细地说了尔朱荣的想法，元子攸答应了。尔朱天光等人回到晋阳，尔朱荣还是有点犹豫，就用铜给显祖（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各个子孙铸像，结果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像铸成功了。尔朱荣这才决定从晋阳起兵，尔朱世隆逃出洛阳，在上党和尔朱荣会合。灵太后听说这事，害怕极了，赶紧把王公大臣们都召集起来商量对策。皇室宗亲大臣们都对太后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没人愿意说话。只有徐纥站出来说：“尔朱荣就是个小胡人，竟敢带兵攻打京城，咱们朝廷的文武官员和宫廷宿卫，足够制服他。只要守住险要之地，以逸待劳，他孤军深入，千里迢迢赶来，士兵和马匹都疲惫不堪，咱们肯定能打败他。”太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领军队去抵抗尔朱荣，又派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带兵守卫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驻扎在小平津。郑先护是郑俨的堂兄弟。

【内核解读】

北魏孝明帝末年的这段历史，像一场加速运转的悲剧：尔朱荣的铁骑踏碎了洛阳的繁华，胡太后的昏聩断送了最后的生机，高欢等枭雄在乱局中悄然蛰伏。这一时期，权力的天平彻底倾斜，北魏的命运被一个“边镇军阀”改写，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埋藏在朝廷的腐朽与人心的离散之中。

尔朱荣的崛起：从边镇豪强到权力玩家

尔朱荣的崛起绝非偶然。这位“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北魏朝廷“既倚重又忌惮”的存在。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既能收纳乱世中的人才，又能精准把握政治脉搏。

高欢、段荣等未来的“北齐开国元勋”，从杜洛周、葛荣阵营辗转投奔尔朱荣，折射出叛军内部的混乱与尔朱荣的吸引力。高欢以“剪悍马”为喻，点出“御恶人亦犹是矣”的权谋之道，瞬间让尔朱荣刮目相看。这番对话的核心，是高欢为尔朱荣指明了“清君侧”的政治路径——以“讨郑俨、徐纥之罪”为名，行“霸业”之实。尔朱荣与高欢从“日中谈至夜半”，标志着一场颠覆北魏的密谋正式启动。

更关键的是，尔朱荣构建了稳固的权力网络：与并州刺史元天穆结为“兄弟”，拉拢贺拔岳等勇将，形成“核心决策圈”；通过上书朝廷、勒兵备战等动作，试探中枢反应，同时向外界展示军事实力。他的每一步都精准狠辣——既以“东援相州”为由索要兵权，又以“蠕蠕出兵蹑背”为借口布局防线，将“保卫朝廷”的旗帜与“扩张势力”的野心完美结合。

北魏朝廷的自杀式操作：胡太后与幼主的致命赌局

面对尔朱荣的步步紧逼，北魏朝廷的应对堪称“系统性自杀”。胡太后的短视与自私，将这个本已摇摇欲坠的王朝推向深渊。

孝明帝与胡太后的矛盾激化，本质是权力争夺的爆发。孝明帝“密诏荣举兵内向”，试图借军阀之力摆脱控制；胡太后则与郑俨、徐纥合谋，鸩杀亲生儿子，立三岁的元钊为帝。这种“弑君立幼”的操作，彻底击穿了北魏的统治合法性——当太后为保权位不惜杀害皇帝，当朝廷将“皇女伪称皇子”“三岁幼童临朝”视为权宜之计，士民对北魏的最后一丝敬畏也荡然无存。

徐纥“尔朱荣小胡，文武宿卫足以制之”的豪言，暴露了中枢对局势的无知。此时的北魏军队，早已不是“足以制敌”的劲旅：边镇叛军肆虐，中央军屡败；将领或如李神轨般平庸，或如郑先护般与嬖幸勾结；士兵“人情危怯”，斗志全无。胡太后寄望“守险要以逸待劳”，却不知“险要需人守护”，而她早已失去了人心——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为，莫肯致言”，正是朝廷众叛亲离的真实写照。

人心向背：乱世中的选择与背叛

这段历史中，个体的选择成为王朝崩塌的加速器：

--高欢的“择主”：从杜洛周到葛荣，再到尔朱荣，高欢的每次投奔都基于“潜力判断”。他看透了叛军的短视（杜洛周、葛荣皆无远谋），最终选择依附“有霸业之心”的尔朱荣。这种“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在乱世中成为枭雄的标配；

--尔朱世隆的“内应”：作为尔朱荣在洛阳的眼线，他在关键时刻逃出京城，向尔朱荣传递情报，成为“河阴之变”的重要推手。他的背叛，反映出北魏官僚体系的分裂——连“直阁”这样的近臣都心向叛军，朝廷的根基早已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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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宗室大臣的“沉默”：面对胡太后的倒行逆施，宗室王公“莫肯致言”，既非懦弱，也非默许，而是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当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选择“冷眼旁观”，王朝的崩溃便只剩下时间问题。

相比之下，葛荣“陷沧州，居民死者什**”的暴行，更反衬出尔朱荣“清君侧”口号的欺骗性——乱世之中，普通民众无论依附哪方势力，都难逃被屠戮的命运，这也使得“改朝换代”失去了“救民于水火”的正当性，沦为纯粹的权力游戏。

历史的伏笔：从“清君侧”到“河阴之变”

尔朱荣以“铜铸诸王子像”占卜，唯独长乐王元攸像铸成，这种“天命所归”的表演，为其废立寻找合法性。他在晋阳起兵时，打出的“问侍臣帝崩之由”“雪同天之耻”等旗号，精准击中了朝野对胡太后的不满，使其军队从“叛军”变成“义师”。

此时的洛阳，已是一座不设防的孤城：李神轨的“拒敌”如同虚设，郑季明、郑先护的“守河桥”心不在焉，费穆的“屯小平津”观望不前。这些将领深知，与尔朱荣为敌无异于螳臂当车，而胡太后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这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尔朱荣的崛起本是北魏“抑制边镇”政策失败的产物，却最终成为北魏的“掘墓人”；高欢等“六镇流民”本是朝廷的打压对象，却通过依附尔朱荣，悄然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大通二年的这场权力博弈，不仅预示着“河阴之变”的血腥，更埋下了北齐、北周分裂的种子。

结语：权力真空下的必然失控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的核心矛盾，是北魏“中央权威真空”后的必然失控。胡太后的弑君立幼，彻底摧毁了皇权的神圣性；尔朱荣的“清君侧”，不过是军阀夺权的借口；高欢等人的辗转投靠，反映出乱世中“实力至上”的法则。

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合法性”与“执行力”，任何试图挽救的努力都将徒劳——北魏的悲剧在于，它既无法解决边镇问题，又无法遏制内部腐朽，最终只能任由外力打破僵局。尔朱荣的铁骑即将踏入洛阳，而这场“拯救”的代价，是比崩塌更残酷的血腥洗牌。历史的逻辑往往如此：旧秩序的死亡，从不缺少送葬者，缺的是能建立新秩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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