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日,莫折念生派都督杨鲊等人去攻打仇池郡,行台魏子建把他们打败了。
三月己酉日,皇上到白下城,视察六军驻扎的地方。乙丑日,命令豫章王萧综暂时驻扎彭城,总管各路军队,并且兼管徐州府的事务。己巳日,任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为衡州刺史,元景仲为广州刺史。皇上召元法僧和元略回建康,元法僧驱赶着彭城的官吏和百姓一万多人向南渡过长江。元法僧到了建康,皇上对他非常优待;元略厌恶元法僧的为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从来没笑过。
北魏下诏让京兆王元继班师回朝。
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人从魏兴侵犯北魏的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派他儿子傅敬绍迎击,锡休儒等人战败退回。
柔然王阿那瑰替北魏攻打破六韩拔陵,北魏派牒云具仁带着各种财物去犒劳赏赐他。阿那瑰率领十万部众,从武川向西前往沃野,多次打败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夏天,四月,北魏皇帝又派中书舍人冯俊去犒劳赏赐阿那瑰。阿那瑰的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他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北魏的元义虽然解除了兵权,但仍然总管朝廷内外事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罢黜。胡太后心里犹豫不决,侍中穆绍劝太后赶紧除掉元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潘嫔深受北魏皇帝宠爱,宦官张景嵩就怂恿她说:“元义想害您。”潘嫔哭着对皇帝说:“元义不光想杀我,对陛下您也不怀好意。”皇帝相信了她的话,趁元义出宫住宿的时候,解除了他侍中的职务。第二天早上,元义准备进宫,守门的人不让他进去。辛卯日,太后再次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的官爵,把元义除名,贬为平民。
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元怿申冤,请求诛杀元义等人,说:“以前赵高把持秦朝大权,使得关东地区局势大乱;现在元义独揽北魏大权,让四方动荡不安。开启叛逆的源头,是宋维;酿成大祸的关键人物,是刘腾,应该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挂在宫门上示众,碎尸沉族,来彰显他们的罪行。”太后下令挖开刘腾的坟墓,把他的尸骨暴露在外,没收他的家产,杀光他的养子。任命韩子熙为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子。
当初,宋维的父亲宋弁常说:“宋维性格粗疏阴险,一定会毁了我们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伯绪(宋维字伯绪)凶狠粗疏,最终会让宋家覆灭。要是他能因此丧命,那还算幸运呢!”宋维阿谀奉承依附元义,越级升迁到洛州刺史,到这时被除名,不久后被赐死。
元义被解除领军职务的时候,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势力还很强,不能立刻制服,就任命侯刚代替元义担任领军,来安抚他。不久又把侯刚调出京城,任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侯刚还没到冀州,就被降为征虏将军,最后死在家里。太后想杀贾粲,但因为元义党羽众多,担心惊动朝廷内外,就把贾粲调出京城任济州刺史,不久后派人追杀他,没收了他的家产。只有元义因为是太后妹妹的丈夫,太后不忍心杀他。
在这之前,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为刚正耿直,得罪了元义,被派去当齐州刺史;太后把他召回,任命为侍中。元顺陪太后坐着的时候,元义的妻子也在太后旁边,元顺指着她说:“陛下怎么能因为一个妹妹的缘故,不惩处元义的罪行,让天下人都没法伸张冤屈和愤怒呢!”太后沉默不语。元顺是元澄的儿子。有一天,太后不经意间对侍臣说:“刘腾、元义以前求我给他们铁券,希望能免死,幸亏我没给。”韩子熙说:“这关乎生死大事,哪是铁券能决定的!而且陛下以前虽然没给,为什么现在又不杀他呢!”太后听了很感慨。没过多久,有人告发元义和他弟弟元瓜谋划引诱六镇投降的人在定州造反,还勾结鲁阳的各路蛮人侵扰伊阙,想做内应。太后拿到他们的亲笔信,还是不忍心杀他们。大臣们坚持要杀,北魏皇帝也这么说,太后才听从建议,赐元义和他弟弟元瓜在家中自尽,仍然追赠元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江阳王元继被罢官回家,后来生病去世。前幽州刺史卢同因为是元义的党羽被除名。
太后很注重梳妆打扮,经常外出游玩,元顺当面劝谏说:“按照《礼记》的说法,妇人丈夫去世后自称未亡人,头上不戴珠玉,衣服不穿有花纹色彩的。陛下以母亲的身份治理天下,年纪快四十了,打扮得太过艳丽,怎么给后世做榜样呢!”太后听了很惭愧,回宫后把元顺召来,责备他说:“从千里之外把你召回来,难道是想让你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吗!”元顺说:“陛下不怕天下人笑话,却只对我一句话感到羞耻吗!”
元顺和穆绍一起值班,元顺喝醉了,闯进穆绍的卧室,穆绍裹着被子起身,严肃地责备元顺说:“我做了二十年侍中,和你父亲多次共事,就算你刚刚得到重用,也不该这样冲撞我吧!”于是穆绍辞官回家,太后下诏书劝了很久,他才重新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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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豫章王综“权顿彭城”:军事布局的松散性:梁武帝命豫章王综总督彭城诸军,却未赋予其绝对权威,这种“分权制衡”的安排,反映出南朝对宗室的猜忌(担心将领拥兵自重)。裴邃北伐的连胜依赖个人能力,而非系统性的军事体系,当胜利果实需要巩固时,梁朝缺乏统一调度的效率——彭城作为新得之地,既需安抚民心,又需防备魏军反扑,而豫章王综的“权摄”更像是过渡性安排,缺乏长远治理规划。这种“重军事轻治理”的倾向,使得梁朝无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稳固的统治,为后来的“彭城之溃”埋下伏笔。
柔然的“崛起”与北魏的“外援依赖”:边疆战略的恶性循环
--阿那瑰“自称可汗”,北魏引狼入室的代价:北魏为讨破六韩拔陵,引柔然阿那瑰出兵,虽暂获军事胜利,却养肥了新的威胁。阿那瑰“部落浸强”后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从“北魏附庸”变为“北方强权”,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再次证明:依赖外部势力解决内部危机,往往是饮鸩止渴。北魏对柔然的“劳赐”,从最初的主动安抚变为后来的被动讨好,边疆主动权逐渐丧失。当六镇之乱未平,柔然又成新患,北魏陷入“内忧未除、外患又生”的困境,这正是其边疆战略短视的必然结果。
结语:权力轮回中的历史惯性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讽刺在于:北魏胡太后从被元义幽禁的受害者,变为依赖“徐郑”专权的新独裁者,权力结构换汤不换药;梁朝接纳元法僧的“收益”与后续的“反噬”,印证了“不义之利终难长久”;柔然的崛起则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
乱世中的政权如同陀螺,在“专权—反抗—新专权”的轮回中旋转,每一次权力洗牌都伴随着血腥清算,却从未触及制度的根本缺陷。韩子熙、元顺的直言无法唤醒沉溺于权欲的统治者,裴邃的勇武难以弥补梁朝战略的短视,阿那瑰的反噬则敲响了北魏边疆的丧钟。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清除多少政敌,而在于能否建立可持续的治理体系;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依附多少权贵,而在于坚守超越时代的道义底线。可惜,在普通六年的乱世漩涡中,鲜有人能参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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