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己亥日,武库的井里出现了两条青龙。皇帝跑去一看,脸上乐开了花。百官都准备去祝贺,尚书左仆射刘毅却上奏表说:“以前龙降临在夏朝宫廷,结果后来给周朝带来了灾祸。《易经》里讲‘潜龙勿用,因为阳气处在低下的位置’。查了以前的典章制度,并没有祝贺龙出现的礼节。”皇帝听了他的,没让百官祝贺。
当初,陈群觉得吏部没办法全面考察天下的人才,所以就让各个郡国分别设置中正官,州里设置大中正官,这些职位都由本地人担任,而且得是在朝廷做官、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来干。让他们把人才评定等级,分为九品,如果有人言行表现好就提升品级,要是违背道义就降低品级,吏部就依据这个来任命百官。这制度实行久了,有些中正官不称职,各种弊端就越来越多。刘毅上疏说:“现在设立中正官,评定九品,他们想给人定高定低全凭自己心意,别人的荣辱都攥在他们手里,他们操持着本该属于君主的赏罚大权,抢夺了朝廷的权威。他们办公没有考核的压力,私下也不怕别人告发,心思千奇百怪,钻营的手段五花八门,廉洁谦让的风气没了,争权夺利打官司的风气倒是形成了,我真替朝廷感到羞耻!设立中正官,对国家政事有八大损害:评定品级时,跟着势力强弱走,是非判断随着家族兴衰变,同一个人,十天内可能就被评定出不同的结果,上品里没有出身寒门的,下品里没有有权有势的家族子弟,这是第一点。设置州都(大中正)这个职位,本来是要找州里大家都信服的、能主持公正舆论的人,来统一意见、平息争议的。可现在重视这个职位,却不重视选什么人担任,导致各种矛盾的言论在州里横行,大臣之间还结下仇怨,这是第二点。本来设立九品的标准,是认为人才的才德有好有坏,同类人中也有高低之分。可现在却把优劣颠倒,高低错乱,这是第三点。陛下您赏善罚恶,都是依法办事,唯独设置中正官,把一州人才评定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们,却没有赏罚的约束,还禁止人们申诉,让他们肆意妄为,无所顾忌,那些受冤枉的人,心里的怨气越积越多,却没办法让上面知道,这是第四点。一州的士人,多的有上千人,有的流落到别的地方,有的在外地谋生,中正官连面都没见过,更别说了解他们的才能了!可不管中正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些人,都得给他们评定品级、写评语,他们从官府那里收集赞誉,又轻信流言蜚语来诋毁别人,全凭自己判断就会有不了解情况的弊端,听别人说又会有偏向一方的问题,这是第五点。选拔人才,是为了让他们治理百姓,可现在那些当官有实际政绩的人,品级可能很低,而在任上没做出成绩的人,反而能得到高品级,这就是压制有功劳有实绩的人,推崇空有虚名的人,助长了浮夸之风,荒废了对官员的考核,这是第六点。不同的官职需要不同才能的人。现在不根据他们的才能适合什么职位来评定,只搞个九品,按品级选人,可能选的不是这个人擅长的岗位,按评语选人,又会受品级限制,白白形成一堆空谈,而且评语和品级还互相妨碍,这是第七点。九品评定时,对降品的人不公布他的罪过,对升品的人也不列举他的优点,全凭个人喜好,用来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天下人怎么会不放松对德行的修养,一门心思去钻营人际关系呢,这是第八点。这么看来,中正这个职位,实际上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九品评定这事,有这八大损害。从古到今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觉得应该废除中正官,取消九品制,抛弃曹魏的这个坏制度,重新建立一套好制度。”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也上疏说:“曹魏是在天下大乱之后,人才四处流动,没办法详细考察,所以才设立九品制,粗略地作为当时选拔人才的权宜之计。现在天下统一,大规模的教化刚刚开始,我们认为应该废除这个过时的制度,全都实行土断(以居住地为准确定户籍等),从公卿以下,都以现在居住的地方为正式籍贯,不要再有寄居他乡的情况,也别再远归异地户籍,彻底废除中正九品制,让推举贤才都由乡里的公论来决定,这样争名逐利的风气自然就会消失,大家都会努力提升自己了。”始平王文学江夏人李重上疏,认为:“九品制废除后,应该先放开人口流动,允许人们合并居住地,这样土断就能真正实行了。”皇帝虽然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但最终还是没改。
冬天,十二月庚午日,宣布大赦天下。
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去世。
这一年,塞外匈奴的胡太阿厚率领部落两万九千三百人前来投降,皇帝把他们安置在塞内的西河地区。
撤销宁州,并入益州,设置南夷校尉来管理当地事务。
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乙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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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方面,塞外匈奴胡太阿厚率领部落两万九千三百人来降,晋武帝将他们安置在塞内西河。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晋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包容态度,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族冲突的隐患。慕容廆与宇文部素有积怨,他请求朝廷允许其征讨宇文部,在遭到拒绝后,竟然一怒之下兴兵入侵辽西,烧杀抢掠,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晋武帝派遣幽州军前往征讨,双方在肥如展开激战,慕容廆的部众虽然遭受大败,但此后他依然每年侵扰边境,给边疆地区的安宁带来了严重威胁。此外,慕容廆还向东进攻扶馀,致使扶馀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被迫逃到沃沮寻求庇护。慕容廆夷平扶馀国城,驱赶一万多人而归,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加剧了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对立情绪。这种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对西晋王朝的边疆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也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再看自然灾害方面,太康年间,旱灾、日食、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太康六年,青、梁、幽、冀州遭遇旱灾;太康八年正月和太康九年正月、六月,分别出现日食现象;太康九年,还发生了地震。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有限,这些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旱灾导致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百姓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引发饥荒和社会动荡。日食和地震等现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往往被视为上天对人间统治者的警示,容易引发民众的恐慌情绪,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频繁的自然灾害考验着西晋王朝的应对能力和社会的承受力,而统治者在应对这些灾害时的举措和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
太康五年至太康九年这短短数年,西晋王朝在政治、社会、民族、自然等多个领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尽管表面上国家仍处于统一和相对繁荣的状态,但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已在悄然滋生和积累。九品中正制的腐朽、官场风气的奢靡、民族关系的紧张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都如同高悬在西晋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给这个新生的王朝带来沉重打击。如果晋武帝及其统治集团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晋王朝的繁荣恐怕只是昙花一现,衰落与灭亡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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