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第395章 世祖文皇帝上

六月庚午日，曹丕率领军队往南方巡视。

到了秋天七月，孙权派使者来进献礼物。

蜀汉的将军孟达驻守在上庸，和副军中郎将刘封关系不太好，刘封还老是欺负孟达，孟达一怒之下，带着四千多户部下前来投降曹魏。孟达这人颜值高又有才华，曹丕那是相当欣赏喜欢，还和他同坐一辆车，任命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把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合并成新城郡，让孟达担任新城太守，把西南地区的事务交给他管理。行军长史刘晔提醒说：“孟达这人就想着占便宜，还仗着自己有点本事喜欢耍手段，肯定不会感恩戴德讲情义。新城和孙权、刘备的地盘挨着，要是他有啥不老实的举动，会给咱国家带来麻烦。”但曹丕没当回事。还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和孟达一起去攻打刘封。上庸太守申耽背叛刘封来投降，刘封被打败，只好逃回成都。一开始，刘封本来是罗侯寇家的儿子，当初汉中王刘备刚到荆州，因为还没有继承人，就收养他做儿子。诸葛亮担心刘封性格刚猛，等刘备去世后，很难控制，就劝刘备趁这个机会除掉他，于是刘备就赐刘封自尽了。

武都氐族的首领杨仆率领族人归附曹魏。

甲午日，曹丕到了谯县，在县城东边大摆宴席，犒劳六军将士和谯县的父老乡亲，还安排了各种歌舞杂技表演。官员和百姓都来向曹丕敬酒祝福，一直到傍晚才结束。

孙盛评论说：守丧三年的制度，从天子到老百姓都得遵守。就算是夏商周三代末年，战国七雄混乱的时候，也没有在短时间内就不遵守守丧制度，在刚结束哭灵就脱下丧服、扔掉丧杖的。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改变了古代的制度，人伦纲纪一下子就被废掉了，这就导致当时的道德风气不如以前，影响了后世百代。曹丕既然沿用汉代的制度，废除了守丧大礼，在最该悲痛的时候举办宴会奏乐，在开创基业之初就破坏了王道教化的基础，后来接受汉献帝的禅让，还公然收纳汉献帝的两个女儿，所以能看出曹魏的国运不会长久，传承的时间也会很短。

曹丕任命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当时天下刚刚安定，很多刺史都管不好下面的郡。贾逵就说：“州刺史本来是按照六条诏书来监察二千石以下官员的，所以以前描述刺史的标准，都说要严厉能干、威风凛凛，有督察的才能，没说要安静宽厚、仁爱和善，有和乐平易的品德。现在官员们不把法律当回事，盗贼公然横行，州里知道却不纠正，那天下还怎么维持公正呢！”于是，那些二千石以下，有偏袒纵容、不遵守法律的官员，贾逵都上奏朝廷，把他们罢免了。对外他整顿军队，对内治理民政，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疏通河道，官员和百姓都很称赞他。曹丕说：“贾逵才是真正的刺史啊。”还通告天下，要以豫州为榜样，赐给贾逵关内侯的爵位。

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上奏说：“魏朝取代汉朝，在图谶纬书上都有显示，这种事有很多。”大臣们就趁机上表，劝曹丕顺应天命和百姓的期望称帝，曹丕没答应。到了冬天十月乙卯日，汉献帝在高庙祭祀，派代理御史大夫张音带着符节、玉玺、绶带和诏书，要把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三次上书推辞，最后在繁阳筑了一座坛，辛未日，登上祭坛接受玉玺绶带，正式称帝，举行祭天仪式，祭祀天地、山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十一月癸酉日，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允许他继续使用汉朝的历法，享用天子的礼乐；还封了山阳公的四个儿子为列侯。追尊曹丕的祖父太王为太皇帝，父亲武王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称王太后为皇太后。把汉朝原来的诸侯王封为崇德侯，列侯封为关中侯。大臣们也都根据情况封爵、升官。把相国改称司徒，御史大夫改称司空。山阳公把两个女儿献给曹丕做妃子。曹丕想更改历法，侍中辛毗说：“魏朝遵循舜、禹的传统，顺应天命和民心；像商汤、周武王，是通过战争平定天下，才更改历法。孔子说：‘应该使用夏代的历法。’《左传》里也说：‘夏代的历法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何必非要和前代相反呢！”曹丕觉得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大臣们都在歌颂曹魏的功德，很多人还贬低前朝，只有散骑常侍卫臻明确阐述禅让的意义，称赞汉朝的优点。曹丕好几次看着卫臻说：“天下的珍宝，应该和山阳公一起分享。”曹丕想追封太后的父母，尚书陈群上奏说：“陛下凭借圣德顺应天命称帝，开创基业、改革制度，应该为后世树立典范。查看典籍记载，没有给妇人分封土地、授予爵位的制度。按照礼仪规定，妇人是凭借丈夫的爵位。秦朝违反古法，汉朝沿用了秦朝的做法，这可不是先王的好制度。”曹丕说：“这个建议不错，那就别这么做了。”还制定成固定制度，收藏在尚书台。

十二月，开始营建洛阳宫。戊午日，曹丕到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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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曹丕对侍中苏则说：“之前攻破酒泉、张掖后，西域通过敦煌派使者来，进献了直径一寸的大珍珠，能不能再通过买的方式多弄点来？”苏则回答说：“要是陛下能让中原地区都受到教化，仁德传播到沙漠地区，这些珍珠不用求就会自己来。要是通过求购得到，那就没什么珍贵的了。”曹丕听了，默默不语。

曹丕征召东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当时有诏书赐给征南将军夏侯尚，上面写着：“你是我心腹重要将领，特别委以重任，可以作威作福，决定人的生死。”夏侯尚拿给蒋济看。蒋济来后，曹丕问他在外边听到看到什么，蒋济回答说：“没听到什么好事，只看到了亡国的话。”曹丕脸色一沉，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蒋济就详细解释了原因，还说：“‘作威作福’这话，《尚书》里可是明确告诫过的。天子不能说玩笑话，古人都很慎重，希望陛下明察！”曹丕马上派人追回之前的诏书。

曹丕想把冀州士兵的家属十万户迁到河南，让河南人口充实起来，可当时正赶上大旱，闹蝗虫，老百姓都在挨饿，官员们都觉得这事儿不行，但曹丕主意很正。侍中辛毗和其他大臣一起求见曹丕，曹丕知道他们是来劝谏的，就板着脸等着，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辛毗问：“陛下想迁移士兵家属，这是怎么考虑的呢？”曹丕说：“你觉得我这想法不对？”辛毗说：“确实觉得不对。”曹丕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辛毗说：“陛下不觉得我没本事，把我放在身边，让我参与谋划大事，怎么能不跟我讨论呢！我要说的可不是私事，是为国家考虑，陛下怎么能冲我发火呢！”曹丕不回答，起身就往屋里走。辛毗追上去拉住他的衣服，曹丕使劲甩了甩衣服，头也不回就进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说：“佐治（辛毗字佐治），你逼我逼得也太紧了吧！”辛毗说：“现在迁移，既会失去民心，又没办法给这些人提供食物，所以我不敢不拼命劝您。”曹丕这才决定只迁移一半。曹丕有次出去打野鸡，回头对大臣们说：“打野鸡太好玩了！”辛毗说：“陛下觉得好玩，可下面的人却很辛苦。”曹丕听了没说话，后来就很少出去打野鸡了。

评论

这段史料以时间为轴线，清晰勾勒出曹丕从魏王迈向魏文帝的关键历程，其中既蕴含着权力交接的博弈智慧，也暴露了新政权建立初期的治理困境，更折射出魏晋之际的政治伦理与制度变革。透过字里行间，一个复杂多面的统治者形象与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跃然纸上。

权力布局：从军事威慑到人才博弈

曹丕在正式代汉前，已然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六月南巡之举，表面是军事巡查，实则是通过武力威慑巩固统治根基，为后续权力过渡铺平道路。而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则印证了这一策略的成效——外部势力的臣服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注脚。

孟达归降事件堪称人才策略的典型案例。曹丕对孟达“引与同辇”的破格礼遇，不仅是对其“容止才观”的欣赏，更是出于战略布局的考量。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委孟达以西南重任，体现了对边境防御的重视。然而刘晔的劝谏“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却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伏笔，这也暴露出曹丕在用人上“重才轻德”的隐患，反映出乱世中实用主义对人才标准的影响。

刘封之死则交织着权力斗争与伦理困境。诸葛亮担忧刘封“刚猛难制”而劝刘备除之，最终导致这位养子被赐死。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蜀汉内部的权力制衡，更折射出乱世中亲情在政治利益面前的脆弱性，成为三国时期“权力高于伦理”的缩影。

礼制争议：传统与现实的碰撞

孙盛对曹丕在服丧期间设宴作乐的尖锐批评，揭开了魏晋礼制变革的序幕。他认为曹丕“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是“堕王化之基”，实质上反映了传统儒家礼制与现实政治需求的冲突。汉文帝废除三年之丧后，汉代礼制本就面临传承危机，曹丕的行为被视为对传统伦理的进一步破坏。这种争议背后，是新时代政权在构建自身伦理体系时的两难：既要顺应现实政治需要，又需面对传统礼制的束缚。

值得注意的是，孙盛将曹丕“受禅显纳二女”与“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相联系，虽带有宿命论色彩，却也暗示了时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在儒家伦理框架下，统治者的个人德行与政权兴衰被紧密捆绑。这种观念深刻影响着魏晋时期的政治评价体系。

制度革新：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架构

贾逵治理豫州的实践成为地方行政改革的范本。面对“刺史多不能摄郡”的乱象，贾逵以“六条诏书”为依据，严惩违法官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展现出“严能鹰扬”的督察之才。曹丕将豫州作为全国范本，不仅是对贾逵个人的肯定，更体现了新政权对地方治理的重视。这种“外修军旅，内治民事”的治理模式，为曹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也开启了魏晋时期重视地方行政效能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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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接：禅让仪式背后的政治逻辑

从群臣劝进、汉帝禅位到曹丕三让而后受之，整个过程堪称中国古代禅让仪式的经典范本。李伏、许芝以“图纬”论证“魏当代汉”，将政权更迭的合理性诉诸天命；曹丕的“三上书辞让”则是对儒家“谦让”美德的程式化演绎。这种看似繁琐的仪式，实则是权力交接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博弈——既需要通过“天命所归”论证合法性，又需以“谦让”姿态消解“篡汉”指责。

对山阳公的处置策略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保留其“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的待遇，既彰显了新政权的宽容，又彻底剥夺了其实际权力；封其四子为列侯，则以利益捆绑确保前朝皇室的顺从。这种“优待前朝”的模式被后世多次效仿，成为中国古代政权过渡的重要范式。

帝王心性：纳谏与专断的双重变奏

曹丕称帝后的执政表现呈现出复杂面相。在对待“作威作福”诏书的问题上，他能接受蒋济劝谏并追回诏书，展现出从善如流的一面；在徙民问题上，却固执己见，直至辛毘“引其裾”强谏才妥协，又暴露其刚愎自用的性格。这种矛盾性反映了帝王权力的本质——既需要纳谏以维护统治，又难以完全摆脱**本能。

苏则关于“求珠”的对话颇具深意。苏则“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的观点，将帝王德行与国家声望相联系；曹丕的“嘿然”反应，则暗示了统治者内心对物质象征与道德权威的权衡。而辛毘劝谏曹丕减少射雉游乐时“于陛下甚乐，于群下甚苦”的直白表述，更揭示了帝王个人喜好与政治责任之间的永恒张力。

历史启示：转型时代的政治智慧

这段史料所记录的不仅是曹丕代汉的历史过程，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从汉到魏晋的转型缩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从“天命神授”逐渐转向“德行与实效并重”；制度构建从“因循旧制”走向“创新变革”；人才标准从“德才兼备”退化为“实用优先”。这些转变共同构成了魏晋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质。

曹丕作为转型期的关键人物，其统治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误都具有典型意义：他既继承了汉代政治制度的合理内核，又开启了魏晋门阀政治的先河；既重视制度建设与人才选拔，又难以摆脱**皇权的局限。这种复杂性恰是历史真实的写照——在权力更迭的洪流中，没有完美的统治者，只有在时代约束下不断调适的政治智慧。

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不仅是王朝更迭的故事，更是关于权力、伦理与制度的深刻思考：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巩固权力与维护民生之间实现兼顾？如何在个人意志与集体利益之间建立协调？这些问题，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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