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第315章 汉纪四十八 孝灵皇帝上之上

段颎率领轻装部队追击羌人，从桥门出发，日夜兼程，在奢延泽、落川、令鲜水等地与羌人交战，接连打败他们；又在灵武谷交战，羌人彻底大败。秋天七月，段颎到了泾阳，剩下的四千羌人部落，全都逃散到汉阳的山谷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上书说：“东羌虽然被打败，但残余的部落很难全部消灭，段颎性格轻率果敢，恐怕胜负难以预料，应该暂且用招降的办法，这样才不会后悔。”诏书下达给段颎，段颎又上书说：“我本来就知道东羌虽然人多，但软弱容易控制，所以之前陈述我的想法，希望能为国家长久安宁考虑，而中郎将张奂说敌人强大难以击破，应该用招降的办法。圣明的朝廷明察，采纳了我的意见，没有采用张奂的计策。现在事情发展得和他说的不一样，他就心怀猜忌怨恨，听信叛羌的申诉，粉饰言辞，说我的军队‘多次受挫’，还说‘羌人都是同一族类，不可能全部消灭，山谷广阔，不可能清空，血流遍野，会破坏和谐导致灾祸’。我想到周、秦时期，戎狄就为害中原，汉朝中兴以来，羌寇最为猖獗，怎么都杀不完，即使投降了还是会反叛。现在的先零部落，多次反复无常，攻陷县城，抢劫百姓，挖掘坟墓，暴露尸体，灾祸涉及生者和死者，上天都为之震怒，借我之手进行诛杀。以前邢国无道，卫国去讨伐它，军队出发就下起雨来；我出兵经过夏天，接连得到及时雨，年成丰收，百姓没有疾病瘟疫。从上天的意志来看，这不是灾伤；从人事方面考察，众人齐心军队就能取胜。从桥门以西、落川以东，以前的县城相互连接，并不是什么深险隔绝的地方，车马可以顺利通行，不应该会受挫。张奂身为汉朝官吏，担任武职，驻军两年却不能平定贼寇，却想不切实际地停止战争，用和平手段招降强悍的敌人，都是些荒诞不实的空话，没有事实依据。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先零作乱，赵充国把他们迁到内地，煎当作乱边境，马援把他们迁到三辅地区，他们一开始归服，最终还是反叛，到现在都是祸患，所以有远见的人都深感忧虑。现在旁边的郡县人口稀少，多次被羌人残害，却想让投降的羌人和他们杂居，这就好比在良田种上荆棘，在家里养毒蛇啊。所以我凭借大汉的威严，制定长久的策略，想要斩草除根，不让他们再有滋生的机会。原本计划三年花费五十四亿；现在才过了一年，花费还不到一半，而残余的贼寇就快要被消灭了。我每次接到诏书，都说军队行动不受朝廷内部限制，希望能一直这样，完全信任我，让我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不失时机。”

八月，司空王畅被免职，宗正刘宠担任司空。

评论

这段关于东汉建宁元年的记载，展现了新帝即位初期权力格局的调整与边疆治理的争议，其中窦武、陈蕃为首的士人集团与宦官的角力，以及段颎、张奂在羌人问题上的策略分歧，尤为值得深思：

权力交接中的士人与皇权博弈

汉灵帝即位之初，窦武、陈蕃等士人借“参录尚书事”掌握实权，试图扭转桓帝时期的颓势。陈蕃以“事亡如存”的古训斥责托病不朝的尚书，凸显士人集团“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即便国丧期间，仍坚持以政务为重，试图通过整顿官僚体系重建统治秩序。

然而，权力巩固的第一步仍是“论功行赏”。窦武因定策之功封闻喜侯，曹节等宦官亦获封侯，形成“士人-外戚-宦官”暂时分利的格局。卢植劝窦武“辞大赏以全身名”，陈蕃“前后十上”坚辞高阳乡侯，实则是士人对“非德之封”的抵制，暗含对宦官分功的不满。这种矛盾预示着短暂平衡下的暗流：士人想以“德”立政，而宦官依赖“功”固权，双方的冲突只是暂缓，未从根本上解决。

羌患治理：铁血镇压与招抚绥靖的路线之争

段颎与张奂对东羌的处置分歧，是汉末边疆政策的典型争议。段颎主张“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认为羌人“狼子野心，降而复叛”，必须“绝其本根”；张奂则坚持“以恩降之”，担心镇压会“伤和致灾”。两种思路背后，是对边疆治理本质的不同理解：

段颎的逻辑是“短期阵痛换长治久安”。他以永初、永和年间羌乱耗费数百亿却“馀孽复起”为鉴，主张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甚至提出“三冬二夏破定”的具体计划。逢义山之战中，他以“进则事成，走必尽死”激励士气，最终“斩首八千馀级”，印证了其战术的有效性，但也暴露了对“杀伤”的过度依赖。

张奂的担忧则更具长远视角。他并非反对平叛，而是警惕段颎“性轻果”可能导致的失控，认为羌人“馀种难尽”，一味镇压会激化民族矛盾。他引用赵充国、马援的先例，指出强制迁徙只会“始服终叛”，暗含“以柔化刚”的治理智慧。

这场争论的本质，是“军事征服”与“民族融合”的路线冲突。汉廷最终支持段颎，反映了王朝对“速效”的渴求——历经多年羌患后，统治者更倾向于用铁血手段换取暂时安定，却忽视了张奂提出的“种枳棘于良田”的隐患，为后世边疆动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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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的细节凸显了士人阶层的精神底色。陈蕃在国丧期间“移书责尚书”，展现其“以道匡政”的强硬；卢植在马融“列女倡歌舞”的宴会上“未尝转眄”，坚守“非礼勿视”的操守；段颎在奏疏中以“邢为无道，卫国伐之”自比，将军事行动包装为“替天行道”，试图赋予暴力以道德正当性。

但现实的困境始终存在：陈蕃虽能迫使尚书“起视事”，却无法阻止宦官封侯；段颎虽能大破羌人，却需通过“引天灾为己功”（如称用兵时“连获甘澍”）来论证合法性；张奂的招抚主张虽有理，却因缺乏战绩支撑被斥为“诞辞空说”。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正是汉末士人的集体困境——他们试图以“德”“礼”重构秩序，却不得不屈从于权力博弈与暴力逻辑。

结语：短暂稳定下的深层危机

建宁元年的历史，看似是“新帝即位、羌患暂平”的稳定期，实则暗流汹涌。士人集团虽暂掌大权，却未能突破“外戚-宦官”的权力惯性；羌患的暂时缓解，依赖的是段颎的铁血而非制度性解决；新帝年仅十二，权力真空仍由窦武与宦官分享，冲突的种子已然埋下。

这段历史揭示了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逻辑：当王朝陷入“解决问题的手段制造新问题”的循环——用党锢打击士人，用镇压应对叛乱，用分赃维持权力平衡——其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而窦武、陈蕃、段颎、张奂等人的挣扎与选择，不过是这场历史悲剧中，不同侧面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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