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第294章 汉纪四十四 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乙酉年）

春天正月戊戌日，孝冲皇帝在玉堂前殿去世。当时扬州和徐州的盗贼闹得正凶，梁太后想着等征召的各位王侯到了之后再公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太尉李固说：“皇帝虽然年纪小，但他是天下人的君主啊。如今驾崩，天地神灵都会为之震动，哪有人子反而要隐瞒父亲死讯的道理！以前秦始皇在沙丘驾崩后被隐瞒消息，还有最近北乡的事，都是秘不发丧，这可是天下人都忌讳的事，千万干不得啊！”梁太后听了他的话，当天傍晚就公布了皇帝驾崩的消息。接着征召清河王刘蒜和渤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到京城。刘蒜的父亲是清河恭王刘延平，刘延平和刘鸿都是乐安夷王刘宠的儿子，千乘贞王刘伉的孙子。清河王为人庄重严肃，言行举止都合乎规矩，公卿大臣们都很信服他。李固对大将军梁冀说：“现在要选立皇帝，应该选年纪大些、品德高尚又有才能、能够亲自处理政事的人。希望将军您仔细考虑这件大事，看看以前周公、霍光立汉文帝、汉宣帝的做法，可别像邓氏、阎氏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选立年幼的皇帝！”梁冀不听他的，和太后在宫中定下计策。丙辰日，梁冀拿着符节，用王青盖车把刘缵接到南宫。丁巳日，刘缵被封为建平侯，就在当天，他登上皇位，年仅八岁。而清河王刘蒜则被打发回自己的封国。

到了要给孝冲皇帝选陵墓地址的时候，李固说：“现在到处都是盗贼，打仗耗费又大，刚建了宪陵，已经征收了不少赋税。皇帝年纪还小，可以在宪陵的陵园内修建陵墓，依照康陵的规格就行。”梁太后听从了这个建议。己未日，孝冲皇帝被安葬在怀陵。

梁太后把朝政委托给宰相大臣们处理，李固提的建议，太后大多都采纳，那些作恶的黄门宦官都被赶走了，天下人都盼着国家能太平。但梁冀却非常嫉妒李固。当初，顺帝在位时任命官员大多不按正常顺序。李固掌权后，上奏罢免了一百多人。这些人既怨恨李固，又想迎合梁冀的心意，就一起写匿名奏章诬陷李固，说：“太尉李固，借着公事的名义谋取私利，表面正经，实际行事邪恶，离间皇帝的近亲，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党羽。皇帝的灵柩还停着没下葬，路人都在哭泣，只有李固涂脂抹粉，摇头晃脑，悠闲自在地走来走去，一点悲痛伤心的样子都没有。陵墓还没建好，就违背旧有的政策，有了好事就说是自己的功劳，出了问题就推给皇帝；还赶走皇帝身边的近臣，不让他们为皇帝送葬。他作威作福，没有人比李固更过分了！做儿子的罪过没有比连累父亲更大的，做臣子的恶行没有比诋毁君主更深的，李固犯下这样的过错，按道理应该被处死。”奏章呈上去后，梁冀把这事告诉太后，想让太后批下奏章治李固的罪，但太后没有答应。

广陵的盗贼张婴又聚集了几千人造反，占据了广陵。

二月乙酉日，朝廷大赦天下。

西羌叛乱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朝廷为此花费了八十多亿。将领们大多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还都用珍宝贿赂皇帝身边的人。从上到下都放纵不管，不关心战事，很多士兵死得不明不白，荒野里到处都是白骨。左冯翊梁并采用恩德和信义来招抚引诱反叛的羌人，离湳、狐奴等五万多户羌人都到梁并那里投降了，陇右地区又恢复了太平。

梁太后因为扬州、徐州的盗贼越来越猖獗，就广泛征求有能力的将帅。三公推荐了涿县县令北海人滕抚，说他文武双全。于是太后下诏任命滕抚为九江都尉，让他和中郎将赵序协助冯绲，集合州郡的几万士兵一起去讨伐盗贼。还广泛招募人参与平叛，根据功劳大小给予不同的钱财和封地。朝廷还商议派太尉李固去，但还没来得及出发。三月，滕抚等人向盗贼发起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了马勉、范容、周生等一千五百人。徐凤带着剩下的人烧了东城县。夏天五月，下邳人谢安响应招募，带着他的宗亲设下埋伏，斩杀了徐凤。朝廷封谢安为平乡侯。任命滕抚为中郎将，让他负责扬州、徐州的军事事务。

丙辰日，皇帝下诏说：“孝殇皇帝即位超过一年，君臣的礼仪已经完成。孝安皇帝继承了皇位，但是以前却让恭陵的位置在康陵之上，顺序颠倒了，现在要把它改正过来！”

六月，鲜卑侵犯代郡。

秋天，庐江的盗贼攻打寻阳，又去攻打盱台。滕抚派司马王章把他们打败了。

九月庚戌日，太傅赵峻去世。

滕抚继续进攻张婴。冬天十一月丙午日，打败了张婴，斩杀和俘虏了一千多人。丁未日，中郎将赵序因为胆小懦弱、虚报杀敌首级，被判处死刑。

历阳的盗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打并杀死了九江太守杨岑。滕抚带兵进攻，打败了华孟，斩杀了华孟等三千八百人，俘虏了七百多人。至此，东南地区的盗贼都被平定，军队得胜归来。朝廷任命滕抚为左冯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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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永昌太守刘君世，铸造了一条黄金做的有花纹的蛇，用来献给大将军梁冀。益州刺史种暠揭发并逮捕了他，派人快马向朝廷报告。梁冀因此记恨种暠。正好巴郡人服直聚集了几百人，自称天王，种暠和太守应承去讨伐抓捕，没有成功，很多官吏和百姓都受了伤。梁冀趁机陷害他们，派人逮捕了种暠和应承。李固给太后上奏章说：“我听说这次讨伐抓捕造成的伤亡，本来不是种暠和应承的本意，实在是因为下面的县吏害怕法律治罪，追捕得太急迫，才导致这样不好的结果。最近盗贼到处兴起，一直没断绝。种暠和应承因为最先揭发大奸臣反而一起受罪，我担心这样会打击州县官员揭发坏人的积极性，以后大家都互相掩饰隐瞒，再也不尽心做事了！”太后看了奏章后，赦免了种暠和应承的罪，只是免去了他们的官职。那条金蛇被送到大司农那里，梁冀向大司农杜乔借来看，杜乔不肯借给他。梁冀的小女儿去世，他让公卿大臣都去参加葬礼，只有杜乔没去，梁冀因此对杜乔怀恨在心。

评论

永嘉元年是东汉王朝权力斗争白热化的一年。幼主冲帝夭折后，外戚梁冀一手操控皇位继承，与士大夫代表李固的冲突全面爆发，而边疆与内地的叛乱虽暂被压制，却难掩王朝根基的崩塌。这一年的历史，如同一场加速上演的悲剧，处处透着权力的狰狞与时代的绝望。

皇位继承：梁冀专权与士大夫的最后抗争

冲帝夭折后，皇位继承之争成为矛盾焦点，彻底暴露了外戚专权的蛮横与士大夫的无力。

李固的“立长”之谏与梁冀的“立幼”之谋

太尉李固明确提出“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并以“周、霍立文、宣”（周勃、霍光立成年君主稳定局势）对比“邓、阎利幼弱”（邓太后、阎太后立幼主专权），直指问题核心：立长君是为国家安危，立幼主则是外戚谋私。但梁冀为保权势，执意选择八岁的渤海王之子刘缵（质帝），甚至绕开“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的程序，仓促迎立，尽显“废立由己”的跋扈。李固的理性建议被无视，标志着士大夫在皇权交接中彻底失去话语权。

葬礼之争：制度与私欲的碰撞

李固主张将冲帝葬于顺帝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从简，理由是“处处寇贼，军兴费广”，反对过度劳民伤财。这一建议被采纳，看似士大夫的局部胜利，实则是梁冀暂不愿在“小事”上与李固纠缠——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巩固权力上，葬礼从简与否，对其核心利益无关痛痒。

权力倾轧：梁冀对李固的诬陷与士大夫的困境

梁冀与李固的矛盾，从“立帝之争”延伸至政治全局，最终演变为对士大夫的残酷打压。

飞章诬奏：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段

李固掌权后，奏免顺帝时期“不以次”任命的百余名官员，这些人怨恨之余，迎合梁冀旨意，诬告李固“因公假私”“离间近戚”“无惨怛之心”，甚至扣上“累父毁君”的大罪。诬告内容荒谬至极（如“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却精准击中皇权时代的敏感点——“离间近戚”“作威作福”都是帝王最忌讳的罪名。梁冀将诬告书转交太后，虽因太后暂时抵制未得逞，但已为日后诛杀李固埋下伏笔。

士大夫的孤立无援

李固的困境，是东汉士大夫群体的缩影：他们试图以“制度”“道义”约束外戚，却缺乏实际权力支撑。太后虽“多从”李固建议，却受制于兄长梁冀；朝中官员或依附梁冀，或明哲保身，无人敢公开支持李固。这种“孤立”注定了士大夫抗争的悲剧性——他们的理想如同堂吉诃德的长矛，刺向的是权力的铜墙铁壁。

叛乱与平叛：军事胜利难掩治理溃烂

这一年，羌患与内地盗贼暂被平定，但胜利的代价沉重，暴露的问题远多于解决的问题。

羌患的“虚假平定”：西羌叛乱多年，耗费八十余亿钱，却因“诸将多断盗牢禀（克扣军粮），私自润入，以珍宝货赂左右”，导致“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最终，左冯翊梁并靠“恩信招诱”，使五万余户羌人归降，陇右暂平。这场“胜利”与军事无关，全靠羌人对朝廷**的绝望暂告段落——一旦官吏再施暴政，叛乱必然复起。八十亿军费的消耗，多数流入将领与权贵腰包，国家财政被蛀空，这才是羌患的根源。

滕抚平叛的“昙花一现”：徐、扬盗贼在滕抚等人镇压下暂平：马勉、范容、徐凤、华孟等首领被杀，张婴败走，东南“悉平”。滕抚的军事才能值得肯定，但平叛的基础是“广开赏募”（用钱粮激励），而非制度性解决民生问题。盗贼的根源——官吏贪暴、百姓贫困——并未改变。滕抚被调任左冯翊后，东南很快会再次陷入混乱，这种“兵来将挡”的循环，正是东汉后期治理失效的典型表现。

梁冀的嚣张与士大夫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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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这一年，梁冀的跋扈与士大夫的气节形成鲜明对比，预示着未来的血腥风暴。

梁冀的“无底线”：永昌太守刘君世铸黄金蛇献梁冀，益州刺史种暠弹劾逮捕，梁冀竟因此怀恨；种暠讨贼失利，梁冀借机陷害，欲置之死地；大司农杜乔拒绝借观金蛇、不赴梁冀小女丧礼，也遭梁冀记恨。这些事件表明，梁冀的权力已凌驾于法律与道德之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怕是细微的“不敬”，都会引来报复。

种暠、杜乔的坚守：种暠弹劾献金蛇者，杜乔拒绝迎合梁冀，他们的行为看似“不识时务”，实则是士大夫“守道不阿”的最后坚守。李固为种暠辩护时指出：若因讨贼小过严惩正直官员，会“沮伤州县纠发之意”，导致无人再敢对抗权贵。这一辩护虽暂时救下种暠、杜乔，却加深了梁冀对李固的杀意。

结语：悲剧的加速器

永嘉元年的历史，是东汉灭亡的“加速器”：

权力层面，梁冀通过立幼主、陷忠良，彻底掌控朝政，士大夫的制衡力量被大幅削弱；

财政层面，羌患与平叛消耗巨额财富，多数流入私囊，国家经济濒临崩溃；

民心层面，盗贼四起、羌人反复叛乱，显示百姓对朝廷已失去信任，只是暂时无力反抗；

道德层面，梁冀的嚣张与士大夫的孤立，宣告“儒家伦理”对权贵的约束彻底失效。

这一年，看似有“陇右平”“东南定”的暂时平静，实则是暴风雨前的死寂。梁冀的权力已无人能挡，李固、杜乔等士大夫的坚守不过是殉道前的微光，而八岁的质帝，注定只是梁冀专权路上的又一个傀儡。永嘉元年的结束，不是混乱的终结，而是更黑暗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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