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三月已有了暖意,谯周坐在自家书房里,翻看着新送来的账簿。纸张是魏廷统一颁行的麻纸,比蜀汉时用的竹简轻便许多,上面登记着他家在巴西郡的田产——较之去年,竟少了三成。
“父亲,魏人怎敢擅自削减咱家的田亩?”儿子谯熙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手里攥着一份公文,“这分明是欺负咱们蜀地人!”
谯周放下账簿,端起茶盏呷了一口。茶汤是蜀地产的蒙顶茶,却用了魏地传来的煮茶法,添了些茱萸,味道有些古怪。“你细看公文末尾,”他指了指落款,“这不是魏人削的,是益州刺史袁邵依‘新科’核定的。”
谯熙凑近一看,果然见公文末尾盖着袁邵的印信。他更气了:“袁邵是刘璋旧部,如今竟帮着魏人打压同乡?”
“同乡?”谯周冷笑一声,“自刘备入蜀那日起,蜀地就没有纯粹的‘同乡’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庭院里那棵老榕树。这树是建兴年间栽的,那时诸葛亮刚平定南中,正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益州士族的田产虽受限制,却还能维持体面。可到了姜维执政,为凑北伐军粮,竟下令“括田”——凡士族隐瞒的田亩,一经查出,半数充公。那时谯家就被抄没了近千亩地,气得他在《仇国论》里暗讽姜维“如疯牛驾车,终会倾覆”。
如今魏廷推行的“新科”,看似削减田产,实则是将蜀汉时被军方侵占的士族土地,归还给了原主。谯家少的三成田亩,恰是当年被姜维的部将强占的。“袁邵是东州派,”谯周慢悠悠地说,“他比谁都清楚,稳住益州士族,魏廷才能在蜀地站稳脚跟。”
正说着,门房来报:“杜琼先生来了。”
杜琼是益州派的老臣,与谯周同为蜀地大儒。他走进书房时,手里捏着一卷《魏律》,脸上带着几分复杂的笑意:“允南,你看了魏人的律法吗?竟允许士族子弟凭门第入仕,不必再像蜀汉时那样,非要经过察举才行。”
谯周接过《魏律》,翻到“九品中正制”那一页,不禁点头:“曹魏这是学乖了。他们知道,要治蜀地,离不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
蜀汉时,诸葛亮推行“唯才是举”,虽提拔了不少寒门子弟,却得罪了世代为官的益州士族。就拿杜琼来说,他祖父在刘璋时官至太常,父亲任太守,到了蜀汉,却只当了个谏议大夫,处处受荆州派掣肘。“当年诸葛丞相说‘亲贤臣,远小人’,”杜琼叹了口气,“可在他眼里,只有荆州来的才是‘贤臣’,我们益州人,做得再好也是‘小人’。”
这话戳中了谯周的心事。他想起建兴年间,自己因反对北伐被诸葛亮训斥“不识大体”;延熙年间,又因劝阻姜维出兵,被削去了部分俸禄。益州士族在蜀汉朝廷里,始终像外人——有职无权,有怨难诉。
“邓艾将军派人来了。”门房又报,“说请二位先生去府中赴宴,商议蜀地学制改革。”
杜琼眼睛一亮:“魏人要恢复太学?”
“不仅要恢复,还要让益州士族子弟入学。”谯周放下《魏律》,眼中闪过一丝释然,“看来,他们是真打算把蜀地当成自家地盘来治,而不是像蜀汉那样,只把这里当成北伐的粮仓。”
邓艾的府邸原是蜀汉的安乐宫,此刻正摆开宴席,座上多是益州士族的头面人物:有曾任犍为太守的张裔之子张毣,有广汉大族李氏的族长李骧,还有几个当年被蜀汉贬斥的旧臣。
邓艾身着便服,举杯笑道:“诸位都是蜀地贤达,如今蜀地归魏,当与洛阳同轨同制。但魏廷也知,蜀地有蜀地的风俗,凡事还需请教诸位。”
张毣起身回敬:“邓将军放心,我等虽曾仕蜀,却深知天命所归。魏廷若能善待百姓,安抚士族,我等必当尽力辅佐。”
这话并非客套。张毣的父亲张裔曾被诸葛亮委以重任,可到了儿子这一辈,因是益州人,始终得不到姜维的信任,连个郡守都没捞着。如今魏廷许他承袭父爵,还让他主持蜀郡的户籍整理,这份恩遇,让他对曹魏生出了真心的归属感。
宴席间,邓艾说起要在成都重建锦官城,恢复蜀锦贸易。李骧立刻接话:“将军若信得过,李氏愿出三百织工,助朝廷重开织坊。”李家世代经营蜀锦,蜀汉时因军费紧张,蜀锦多被官府强征,用来换取战马,李家因此损失惨重。
谯周看着这一幕,忽然明白:益州士族对蜀汉的离心,从来不是因为“不忠”,而是因为“不值”。当一个政权不能给本土精英足够的尊重与利益,当它的政策始终围绕着外来集团的利益打转,再深厚的乡土情怀,也会被消磨殆尽。
宴后,杜琼拉着谯周在府中散步。月光下,两人看见邓艾正与几个蜀地老农说话,询问他们的收成。“你看,”杜琼轻声道,“邓艾知道百姓要什么,也知道我们要什么。可蜀汉的皇帝和大臣,从来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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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请大家收藏:()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蜀汉时,诸葛亮虽也重视农桑,却总把“北伐”放在首位。他在《出师表》里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可那“不毛之地”里的百姓,要为军队提供粮草,要为转运物资服徭役,日子过得比谁都苦。到了姜维时代,更是“农废于战,商困于征”,连最支持蜀汉的荆州移民后代,都开始抱怨“不如归魏”。
“听说钟会将军在谋划一件大事。”杜琼忽然压低声音,“他想联合姜维,诛杀邓艾,然后据蜀自立。”
谯周脚步一顿:“姜维?那个降了魏的蜀汉大将军?”
“正是。”杜琼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姜维派亲信来见我,说只要我等支持复汉,将来必让益州士族执掌大权。”
谯周沉默了。他想起绵竹关战死的诸葛瞻,想起成都城头的降幡,想起这些年益州士族受的委屈。“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杜琼叹了口气,“你我都是读书人,谁不想‘兴复汉室’?可这‘汉室’,若还是荆州派说了算,兴复了又有何用?”
谯周抬头望向夜空,成都的星星与洛阳的星星,其实没什么不同。“钟会是魏人,姜维是凉州人,”他缓缓道,“他们争的是蜀地的权,不是蜀人的利。我们掺和进去,只会再遭兵祸。”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蜀地的士族,就该守好蜀地的土地。谁能让这片土地安稳,我们就支持谁。”
几日后,钟会、姜维的兵变果然败露。魏军在成都城内搜捕余党时,益州士族没有一人参与——他们或闭门不出,或主动向邓艾举报,明哲保身的背后,是对蜀汉政权彻底的失望。
兵变平定后,邓艾更加信任益州士族,不仅让他们参与修订蜀地律法,还奏请魏廷,将谯周、杜琼等大儒封为列侯。谯周在受封那天,望着前来道贺的益州子弟,忽然觉得,蜀汉的灭亡,对蜀地士族而言,或许不是结束,而是新生。
后来,陈寿在编撰《三国志》时,曾采访过不少归降的益州士族。他们中有人说“蜀汉待我如过客”,有人说“曹魏视我为家人”,还有人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辅佐刘备”。这些话虽刺耳,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一个政权的根基,从来不是地理天险,也不是正统名分,而是能否与本土力量达成平衡。蜀汉从刘备入蜀起,就没能处理好荆州派、东州派与益州派的关系,始终让外来集团占据主导,最终被本土力量抛弃。
就像一棵移植的树,若不与脚下的土壤相融,纵有参天的志向,也会在风雨中枯萎。
成都的老榕树枝繁叶茂,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树下的益州士族们,正忙着适应曹魏的新制度,盘算着自家的田产与前程。对他们而言,蜀汉早已成了褪色的记忆,只有那些藏在账簿里的得失,那些刻在权力天平上的倾斜,还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王朝为何会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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