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雪厂街的纸片与1973年的冷风
1968年的香港,雪厂街的石板路还沾着晨露时,街角就围起了一圈人。穿长衫的经纪揣着手写的股票单据,人力车铃铛一响,便有人探出头喊:“汇丰几多钱?置地有货出吗?”我那时刚满二十,跟着师父在英资经纪行打杂,师父总说:“阿仔,香港的股市不是生意,是浪潮——早三十年英商在路边撮合交易,如今快要有第四间交易所了,这浪只会越来越大。”
那年头炒股是新鲜事,工厂佬把血汗钱从床板下摸出来,茶餐厅的伙计凑钱合买一股“牛奶公司”,连师奶买菜时都要问一句“恒指升咗未”。1969年远东交易所成立,华资企业终于能上市,师父说“英资垄断的日子要完了”,可他没说,疯狂也跟着来了。1972年中美会谈的消息传来,股市像着了火,恒指从几百点窜到1700多点,街边证券行的黑板写满红字,有人辞去工做全职“炒家”,孖展公司挤满了要借九成按揭的人——“只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口号,比茶楼的叫卖声还响 。
师父是个古板人,总把“市盈率超过二十倍就危险”挂在嘴边,还把港府派发的《购买股票须知》贴在办公桌前。可没人听得进去,连汇丰主席呼吁警惕投机,都被当成“怕穷人发财”。我亲眼见隔壁茶餐厅的阿荣,用结婚礼金买了“世界天线”的股票,三天就翻了倍,他拍着胸脯说“这辈子不用再洗碗”。师父叹着气给我讲:“1949年上海经纪来香港,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有‘追涨杀跌’的教训,可惜人记吃不记打。”
1973年3月的冷风来得猝不及防。恒指从顶峰断崖式下跌,第一天就跌了百点,证券行里哭喊声一片。阿荣的“世界天线”成了废纸,他跪在街边撕股票,嘴里念叨着“怎么会跌”。我跟着师父去收账,见有人把孖展账户的单据烧了,有人抱着经纪的腿哀求“再给一天时间”。到9月,恒指跌到500多点,次年石油危机一来,又跌去六成,那些辞工炒股的人,有的疯了,有的跳了楼。师父把我拉到交易所门口,指着满地狼藉说:“记住,股市的第一课不是赚钱,是‘止蚀’——赚100%要知足,亏15%必须走,这是保命的规矩。”
第二章 四会争霸与红筹崛起
股灾过后,港府出台了《证券条例》,成立了赔偿基金,可香港人对炒股的热情没减,只是多了几分谨慎。1975年我出师开了间小经纪行,茶餐厅成了我的“情报站”:船务公司的老陈能提前知道货运数据,汇丰的出纳小姐会透露银行动向,连扫地的阿婆都能说出“地产股看租金,工业股看订单”。那些年四会林立,远东、金银、九龙、香港交易所各抢生意,佣金一降再降,我们这些小经纪靠的就是“讲良心”——不推垃圾股,不怂恿加杠杆。
80年代初,中英关系缓和,红筹股开始冒头,中资企业纷纷在港上市。有个台湾来的大户找我开户,一出手就买了百万股“招商局”,他说“中国概念是长期势”。我想起师父说的“趋势比努力重要”,跟着买了点,果然半年翻了倍。可也有人栽了跟头,我认识的李老板,跟风买了家空壳红筹,公司停牌后血本无归,他拍着桌子骂“股市都是骗子”,我只能劝他:“曹生(曹仁超)说过,散户要集中火力,不是瞎赌——你连公司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不输才怪。”
1987年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崩盘,港股也没能幸免。那天我在交易所盯盘,恒指半天跌了千点,电脑屏幕全是绿色,有人当场晕过去。我想起1973年的教训,提前把客户的股票止蚀离场,虽亏了点,但没伤根本。收盘后,老股民们聚在茶餐厅,有人说“要崩盘了”,有人说“抄底的时候到了”。我记得曾渊沧博士的话:“牛市中期入市,三期顶端离市”,那时的港股,还没到真正的底。
90年代初,四会合并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港股成了世界级金融市场。我儿子大学毕业,想进投行做“金融精英”,我把他拉到当年的雪厂街,指着如今的摩天大楼说:“你爷爷那辈炒股靠消息,我这辈靠规则,你们这辈靠数据,但股市的本质没变——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我给他讲师父的故事,讲1973年的股灾,讲“及早离去”的必胜法,他似懂非懂,直到1997年回归前后,红筹股热潮退去,他亲眼见同事加十倍杠杆炒科技股,最后负债累累,才明白我当年的话。
第三章 茶餐厅的股经与岁月的答案
如今我七十多了,经纪行交给儿子打理,每天还是会去茶餐厅坐一坐。那里的后生仔还在讨论“丁蟹效应”,说郑少秋的剧一播股市就跌;也有人捧着手机看港股行情,念叨着“腾讯跌咗几多”“阿里升咗未”。我偶尔会插句话,讲讲那些老规矩:“不要抄底,不要猜顶,趋势能看明白”“身家没过亿,别学人家分散投资”“牛市疯狂时,记得把一半钱存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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