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赵国开拓史志 第177章 朝堂内忧

然而，就在这赫赫战功与万众欢腾的表象之下，大赵政权内部，因急速扩张而带来的隐忧与矛盾，也开始如地下暗流般悄然涌动、相互碰撞。

随着巴蜀、梁益这片广袤土地及其复杂多元的人口、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被纳入这个新兴的帝国，原有的权力平衡和利益格局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

朝堂之上，大致已可窥见四大派系的雏形：

以楚王赵虹、齐国公赵元等宗室亲王，以及最早追随光武帝在山东起兵、历经百战的勋贵元从为代表，为元从派。

他们功勋卓着，地位尊崇，掌控着政权最核心的机要权力与最精锐的中央禁军。他们强调“开国从龙之功”与老赵人的血统纯正。

对后来加入的，尤其是非“根正苗红”的外来者，抱有天然的警惕和优越感。

以北地南迁的流民帅及他们麾下百战余生的中坚力量为主的流民派。

此次西征的主帅李矩，以及其麾下诸多将领便可视为其代表人物。

他们长年处于与胡人作战的最前沿，战斗经验极其丰富，作风悍勇，是东赵军队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但因出身多为北地边陲或流民帅背景，且长期远离政治中枢，与后方邯郸的权贵关系若即若离，他们内心深处，渴望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稳固的认可。

以杨安、吕光等原前秦、后赵降将，以及新近归附的慕容令、慕容磷等慕容部势力为代表的降将派。

他们个人武勇超群，熟悉胡人内情和西方、北方的地理形势，是东赵开疆拓土、经略西北的利器。

但也正因其“降人”的敏感身份，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旧部或部族势力，他们在东赵朝廷中备受猜忌，处境微妙，既要用其勇力，又需严加防范。

以尚书令王猛为代表的河北、山东世家大族，以及新归附的关中、蜀地士人组成的士族派。

他们掌握着文化传承，精通政务律法，是维持庞大国家机器运转的骨架和实际执行者。

他们多主张以儒术治国，推行教化，与强调军功、崇尚实务的武将集团，在治国理念和权力分配上存在天然的矛盾。

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在西征大胜凯旋后的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开始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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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初定成都，百废待兴，流民颇多。军师谢艾（士族派杰出代表）从长远治理角度出发，主张立即动用部分军粮，大规模赈济蜀中因战乱而饥馑的百姓，认为此乃“收取巴蜀民心，稳固统治根基”的当务之急。

然而，这一颇具远见的仁政，却引起了部分一线将领的强烈不满。

先锋大将张蚝性格粗直，当下便在军中抱怨：“弟兄们流血拼命打下的地盘，缴获的粮食反倒先给这些未曾出过一丝力气的蜀人！长此以往，日后征战，谁还愿为朝廷效死力？”

此话虽被邓羌及时制止，未酿成更大风波，但这股怨气与流言，已悄然在众多中低级军官中传开。

许多行伍出身者私下议论，认为中枢那些舞文弄墨的士大夫们过于“宽仁”，甚至有些“迂腐”，根本不理解军旅的艰辛与将士用命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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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巴蜀之后，空出了大量的郡守、县令乃至州级佐贰官职。

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权力盛宴和利益分配。

士族派凭借其人才储备和治理经验，希望大量选派通晓经史、善于抚民理财的文官上任，尤其想安排自己的门生故吏，以便推行教化，建立有效的文官统治体系。

而元从派和部分流民派将领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这些地盘是军人用命、流血牺牲打下来的，理应由有功将士或他们的亲信子弟来治理，至少，各地的军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双方在朝堂之上，在光武帝面前，就具体人事任命争执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有个别元老派的勋贵，私下向光武帝进言，称王猛此举是在借机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其心难测，需早加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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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潜藏在欢庆氛围下的暗流与角力，光武帝赵胤与股肱之臣尚书令王猛皆心知肚明。

赵胤在盛大的庆功宴席之后，常于深夜密召王猛入宫议事。烛光摇曳下，帝国的最高决策者相对而坐。

“景略，”赵胤轻叹一声，目光却依旧锐利如炬，仿佛能洞穿殿堂之下的一切波澜。

“如今疆域日广，人口日繁，这人心，亦不复当初在山东时那般纯粹、那般同仇敌忾。”

他感慨道:“破蜀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猛整肃衣冠，肃然答道：“陛下明鉴万里。此乃立国发展之必然趋势，犹如大树枝叶繁茂，其根系亦需深入四方。”

“元从、流民、降将、士族，此四派各有长短，皆是帝国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

“关键在于陛下如何持衡驾驭。元从乃国之根基，不可轻动，需稳其心；流民乃军之锋刃，需予荣宠，安其志；降将乃拓土之爪牙，既要用其勇力，亦需防其反复，关键在于‘制衡’二字；士族乃政之血脉，维持运转，不可或缺，然需引导其忠君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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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光武帝赵胤的全力支持下，王猛开始施展其高超的政治手腕，进行一系列精密的平衡与布局：

对于元老派，给予极高的荣誉和尊崇，定期厚赏，确保其核心利益不受侵害。但在具体的地方行政职务安排上，则逐渐将其从繁杂的事务中剥离，引导他们专注于中央枢机的战略决策和禁军管理，淡化其对地方具体事务的直接干预。

对于流民派，则在赏赐上绝不吝啬，爵位、田宅、金银，充分满足，朝堂之上充分肯定其赫赫军功，赋予其应有的荣耀。

同时，鼓励并引导其子弟读书习礼，进入太学或官学，向士族转化，以期实现武勋家族的文化转型和长久传承。

对于降将派，坚持量才录用的原则，给予明确的军功上升通道，使其有奔头。

但在具体安排上，则将其原有部众打散，重新编入各军，并由元老派或流民派的核心忠诚将领进行节制。例如，慕容令、杨安等人在受赏后，均被调至不同战略方向防区，避免其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

对于士族派，大力选拔任用其中的贤能之士，充任各级文官，尤其是在新平的巴蜀之地，依靠他们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

但同时，王猛也格外强调“王化”与“忠君”教育，将其完全纳入以皇权为核心的统一官僚考核体系之中，严厉防止其利用职权形成新的地方门阀，尾大不掉。

在这一系列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举措之下，各方势力初步感受到了皇权的威严与界限，涌动的暗流暂时被压制下去。

大赵这艘承载着光复华夏梦想的巨轮，在光武帝赵胤的沉稳驾驭和王猛的精心辅佐下，继续朝着“扫清胡尘，永绝边患”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然而，所有明眼人都清楚，内部的整合与外部的征伐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复杂和凶险。

西征巴蜀的辉煌胜利，仅仅是一个开始，是宏图伟业的第一块重要拼图。

更多的挑战——来自关中依旧强大的胡人政权，来自东南割据的势力，以及帝国内部永无止境的权力制衡与理念冲突——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朝阳已然升起，金光璀璨地照亮了巴蜀的锦绣山河，但阳光愈是炽烈，其下隐藏的阴影，便愈是清晰可见，它们从未真正远离，只是暂时，潜伏于帝王的平衡术与时代的洪流之下，等待着下一个涌动的契机。

注:《赵书》光武帝本纪……蜀地平，而朝争愈炽。王与王猛同心，整合朝堂，平衡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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